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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讲啦演讲稿

演讲稿全文：同学们好：

我今天想跟大家讲奋斗。昨天还有朋友问我：

武术指导，后来就变成最年轻的武术指导，我十八岁做武术指导到今天。反正记住最重要的，细节定义成败。今天我为你们来，我把帽子给脱了，也是在南斯拉夫开刀以后，楼。香港很小，不像大陆这么大，只要一搭布景，所有人，这个场地全部不能用了，就是我的了，一搭起码搭半年，所以把交通搞得乱七八糟，每个人都盼望我快点拍那场戏。你在上面一看那个帐幕，就有那么大，我过来一点可能会脚断，过来一点头断，我应该怎么摔呢。每次一出去就怕了，我真的不是supperman(超人)，我是一个普通人，我说等等等等，这么一个镜头，跳那个镜头，我拍了六天都没有拍成。我记得有一天何冠昌跟周文怀两个大老板走上来，拍拍我，他们说别那么危险了，不跳就不跳了，用替身就用替身。我说：

看。我是年纪大，但是我比所有很多年轻人还行，所以我要拍一部《十二生肖》给你们看，看我还能做什么。谢谢，谢谢你们。

附送：

各位同学，大家好：

能会把自己想象得特英俊，特别的器宇轩昂。但是当你照到镜子的时候，你发现跟你想的不一样。我觉得尽管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会很不舒服，但是比我不知道要强一点。所以《一九四二》也是照见了我们的民族性里的一部分不堪。虽然我觉得我们的民族肯定是在世界民族之林是优秀的，否则的话我们也不可能走到今天。我不是一个特别有责任感的人，但是因为被刘震云的这个小说击中了我的内心，于是我跟震云说，能不能把它拍成电影。刘震云说不着急，再等一等。我觉得他说不着急再等一等，并不是他不想把它拍成一电影，他肯定是对我不信任。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拍过任何一部电影。时间到201x年的时候，元旦过年中的一个晚上，震云找到我，我们俩包的饺子，喝了一顿大酒，然后他开始跟我说，兄长我今天找你来是想把《一九四二》这孩子托付给你。我听后特别特别兴奋，于是我们就找了很多的专家、很多的导演来讨论。大家有一个共识——这个小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小说，但是它非常不适合改成电影，因为这个小说既没有故事也没有具体的人物，也没有情节。大家散去，我就跟震云蹲在我那工作室外头的树荫底下，我就问他：

用功，但是有一条就是他真的找到了。他是因为发现，他走了很多的冤枉路，然后他发现这条路是我要走的。我跟震云说，我说咱们俩肯定是那笨的人，所以咱们得选择笨的方法。震云说好，我就等你这句话。我们工作室六个人一起上路，我们走了几个月，我们首先沿着小说的这个线索，河南、重庆、开罗，经过几个月的采访、摸索，这个剧本就浮现出来了。这个剧本几起几落，都没有拍成，我光成立摄制组就成立了三次，大张旗鼓地选景、找演员，最后几次折腾下来，我开始意识到，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没有机会，或者说在我能够有创作精力、有这样的冲动的时候、有这样的体力的时候，可能没有机会把这个小说拍成电影了。这期间我拍了很多其它的电影，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想拍的东西一直没办法拍，所以我可以全心全意地走一个商业片的道路，然后把这条道走得很通。这是一条什么路呢?就是充分尊重观众。然后让我自己也觉得好玩，也有意思，我觉得也不恶心。就是这样一些片子形成了一个很高的人气。对我来说，就是所谓的大家说的品牌。这个品牌是什么呢?就是观众对我的电影有个基本的信任，而刚好在这种影响力、力量最大的时候，终于在201x年又贼心不死地把《温故1942》的剧本放到案头上。之所以在拍摄《一九四二》这条路上这么坎坷，有这么多阻力，这么不顺，其实是因为你没准备好。这是一好东西，你想干可以，你要做一个很好的准备。可能到201x年的时候，觉得你准备的差不多了，可以拍了，所以这电影就拍出来了。《一九四二》我觉得是我们在所有的中国电影，向着一个商业大潮洪流裹挟着冲过去的时候，我们突然独树一帜地杀了一个回马枪，这个叫大清新。有个词叫小清新，我觉得《一九四二》是大清新。我们就是想做别人不敢做的那些事，我觉得没关系，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出名、得利，我名利早就双收了。名利双收了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我就享受所有这些名利带来的好处，还有一种就是我就敢于把这些东西压上去，去做我非常想做的那件事。也许我挥霍了观众这么多年来，我积累起来的对我的信任。在《一九四二》这部电影上，但是我认为，我更相信是由于《一九四二》我又建立起来了更大的一个信任。我发现尤其是年轻的观众，他们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走出电影院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很幸福。你看完这个电影你会知道，如果你生在1942年的河南，你真的是叫生不逢时。你会觉得在今天，你怎么想你遇到的所有的挫折，你都不会想我给饿死了。跟饿死了相比，咱们目前的这些挫折、这些的不幸，其实都不在话下。张国立他说演完了这个戏，他有一个特别大的体会，就是饥饿和人的尊严。这种关系，经常我们听到一句话叫：

高调，应该通过看这个电影你知道，你能够活在今天，你是很幸福的。最后我也想把我们电影开始的那段旁白用河南话跟大家说说：

“1942年冬到1944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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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北京有一个建筑叫鼓楼，过新年的时候就会找人来敲钟，在零点的时候。

20xx年12月31号的时候，有人就找我说：郑渊洁，你可不可以去参加敲这个钟？我就去了，在那等着，后边儿有个人拍了我一下，说你真是郑渊洁吗？我说是啊。我就回头一看，他说我从小看你的书，就也挺激动的就跟我握手，我说：拜托，你比我还老啊看上去。

他看上去非常老，他是一个演员，他是陈建斌，他演皇上把自己演老了。我说你这么老的人，小时候怎么会看我的书呢，他说他是在乌鲁木齐长大的，然后上到初一的时候第一次接触我的《童话大王》杂志，从那一刻我就一个感觉，我实在写作写得时间很长了。

我是1977年开始写作的，1978年开始写童话。

在1983年的时候，我生了郑亚旗，到1984年他就会走路了，那个时候我当工人，住在一个工厂的筒子楼里边，所有人做饭都要在楼道里面在自己的门口，架着那个煤气灶，都是用煤气罐，那郑亚旗第一次走路，蹒跚前行的时候，然后我就站在他的后面很担心。

我以前住筒子楼没有觉得不适应，因为我当工人就是这么住过来的。但是当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走路的时候，两边都是那种高压锅，滋滋滋冒着气，跟炸弹似的，还有油锅，我就觉得自己好像不是一个好爸爸，我就想改变，我想我的孩子不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1984年的时候我在不同的16个报刊上写《皮皮*和*西西》的连载，所以后来回家我就想，什么情况下这个杂志的发行量上去，就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那我想只有一件事，就是这个杂志上只登我一个人的作品。如果这个发行量上去了那就全是我的功劳，我就可以跟出版商讨价还价了。这样呢，在我的努力下，1985年《童话大王》杂志就创刊了。因为那个时候有的媒体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童话大王”。所以我们就把这本杂志命名为《童话大王》。

两年以后它的印数就超过了100万（册），签合同的时候我就会跟对方说，我不要稿费，他们说公益呀，慈善呀。我说我要版税，他们说啥叫版税，我说这个非常科学，因为印数大，那么你们拿得多，我也拿得多，如果印数少，你们拿得少，我也拿得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说那想想也挺科学的，然后这个合同就这么签了。

说到这我就插进来一句话，要尽早获得财务自由。什么叫财务自由呢，就是从现在开始你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干了，你现有生活水平能继续保留一直延续到你的下一代，这就是财务自由。有了财务自由以后你嗓子里一定要有一句话，这件事情你应该在35岁之前必须具备，这句话就是，对不起先生们我不伺候了。

我每天必须写6000字才能维持这个刊物的运转，那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爸爸起床特别早，四点多钟他就看书写字。后来我想，我早晨四点半起床，对吧。然后我写到六点半，我可以写6000字，那这样把一天的事情干完以后我很轻松啊，无论如何这个《开讲啦》不会四点半录，对吧？如果他邀请我的话我就可以说，可以随便啊，反正我今天写完了。

那么我就从1986年左右的时间，就是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写到六点半，写6000字。一直到今天，天天如此。我觉得早晨把所有的，今天一天的事情干完了以后非常轻松。我就是全世界最闲的人。有时候说郑渊洁你一个人写一本杂志写了30年，你肯定是世界上最忙的人，可我真的是最闲的人。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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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励志演讲稿：如果生活没了文学（开讲啦第23期）。

在很长一段儿时间，大家很熟悉你这张脸，但不知道你叫什么，那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提醒他们，比如说走在街上，“他是那个谁谁谁?”，我说我叫张嘉译，最后说烦了，我说我是胡军，到了拍《蜗居》，大家才逐渐地熟悉我。很多人说我是大器晚成，我从来没有承认过，因为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就很好，一直很自信，我认定它(经历磨难)是我的一个过程，你没有这个过程的酸甜苦辣和磨难，你真正得到结果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甘甜，所以我很珍惜这个“大器晚成”。

大学四年挺难的，入学的时候，我是我们班比较差的学生，声乐考试不及格、唱歌跑调、挑剩的最后一个学生是我。刘江老师说，算了，你跟着我吧。我一年就练了一首《杨白劳》，整整一年唱一首歌。那个时候十七岁，阅历太少，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太浅，都是浮于表面的，所以演任何东西都理解不了，只是在照猫画虎，那是个很痛苦的学习过程。上学的时候，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你的形象很受局限，可能毕业以后不会演主角，更多只是演配角，但是你要坚持”，我说“我知道”。毕业以后果然要想拍一部戏很难。可能在北京机会最多，大部分同学都在努力地留北京，我也试图留过北京。因为性格比较要强，毕业的时候二十一岁，我不知道该去找哪个单位，怎么来说服他们让我留在这个单位，我不懂得怎么跟人交流，我的父亲就来北京带着我去跑单位。我们只去过一家，当时还是通过关系认识了一位领导，我父亲很低三下四，对方就有一些高傲的，或者很不礼貌的谈话，我不愿意看到我的父亲为我去给别人低头，所以从那家单位出来以后，我就告诉他，不用为我跑工作了，毕业以后我回西安。那一刻我也知道，它不会影响我继续我的职业，因为我心里知道我要做什么，不在于你在哪儿，不在于你从哪儿开始。

二十二岁的时候刚到西影厂，金音导演正在导的一部电影叫《残酷的夏日》，正好跟他的儿子很熟，就不断地跟导演说，我来演吧，我来演吧。当中有很多打戏，我说我可以不用替身，水泥地我都可以摔。我对自己说，让我像现在这样能保持到四十五岁，我一定要演出来。其实那个时候是咬着后槽牙说的，到了二十五岁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身体上的原因—强直性脊柱炎。当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疼的时候觉得可能恢复恢复就好了，最后才知道它会伴随你一生。那段时间不断地拍戏，每天拍戏的时候，要比别人早起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拿热水从头开始冲，要把整个背冲开，因为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背都是僵硬的，疼得不行。二十五岁时，当我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我的理想，可那时突然觉得随时可能做不了这一行，有人说这个病以后会致残，很多这种信息来的时候确实面临很大压力。我们一路走过来，你可能没有想成为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所有这一切动力让你这么去做，都是源自你的初心、你最初的理想。

我在(拍摄)现场很张罗，什么闲事都爱管，对手的台词说得不对了，我也会提醒他，从小拍戏就倔。我记得拍《猴年耍猴人》时，原剧本是有问题的，导演提出这样不行，当时张秋歌提出一个方案，我觉得他那个方案不对，我说为什么要这么演?那时候张秋歌三十岁，我二十二岁，说服不了，就打架，“不行，你就必须得这么演!”我说我就不演，我扭身就出门了，张秋歌出去指着我鼻子开始喊，“我白对你这么好了!我每天给你煮牛奶、洗衣服，你这会儿你个白眼狼!”我一挥胳膊说“两回事儿!明天开始我可以给你洗衣服、做早饭，但是你要让我今天这样演这场戏，就是不行!”现在想一想可能是沟通方式的问题，但是你的初心是想做好它，你这么认真地对待它，是因为你喜爱这个职业，尊重这个职业。

在西安待了九年，所有适合我这个年龄演的戏，他们几乎都来找我了，但是那个舞台太小，你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所以就到了北京。刚来北京那会儿也租房，租了一个时期后，我的一个大学同宿舍的同学，他买了一套房子，就蛊惑我也去买。我说我没钱，他说没关系，那个房子零首付，交两万块钱拿钥匙就住。确实是这样，交了两万块钱就给你钥匙可以住了，但是它不是零首付，它是半年以后你再付首付。那会儿年轻什么都不管，口袋只有三万块钱交了两万就把钥匙拿过来了，装修还没着落就拼命地找戏拍。当时我记得清清楚楚首付需要十七万，到最后我还是没凑起来，半年之后没有如愿靠拍戏把钱挣出来，最后还是这位同学借了我一半钱付首付。

我也记得在我毕业的时候，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你们毕业以后可能面临着失业，没有戏拍，你要想想你当初为什么做这行，你的理想是什么。当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在我六十岁的时候能做一个表演艺术家，奔着这个理想一直前行，还在努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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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应届毕业生本站站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著名演员李立群在在《开讲啦》节目中的演讲《青春经不起等待》，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珍惜自己的青春岁月，莫等闲，以免白了少年头。

大家好。

我是演员，演了四十年的戏，当我一上场看到各位，我马上有种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感觉，因为各位都是头角峥嵘的年轻人。少年不识愁滋味，欲上层楼，欲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尝尽愁滋味，欲语还休，欲语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无形中就感觉到这首词，就好像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写照。

我从小不愿意把“成功”这两个下定义，成功只是一个让我们永远往前奔走的一股动力。就好像前面有个鱼饵，那个鱼饵一直一直吸引着我，这一辈子一直往前走。允许我报告一下我小时候的状况，我在中国台湾出生，昨天晚上从中国台湾就划着船赶过来，不相信，我真是划着船赶过来的。我记得初二的时候，我的数学跟我另外一个哥们，我们经常考零分，考二十分老师都问我李立群你看谁的，老师都太了解我了，然后我就脸红了，很不好意思。结果我们这个老师多可爱，老师说你们看，李立群他起码知道害羞，脸会红。那个时候中国台湾的经济还没有起飞过，所以海员的待遇算是不错的。我爸爸就鼓励我说，人要有一技之长，你就去念海专吧。第一次没考上，第二次没考上，嘴巴讲得轻松，各位，这就是两年，真的是两年。最宝贵的十六、十七岁的两年。我在补习班干什么?我在补习班发愣，然后我在补习班翘课，两年过了以后我觉得自己不能再没有交代了，爸爸这么辛苦地养我，然后我这两年还没有考上高中。我就每天早上起来，九点钟台北图书馆开门，然后我们就挤在门口，挤着抢位子，抢到位子之后，从早上九点一直念到晚上九点关门，骑着脚踏车回家。这样搞了两个月，我把理化，物理，英文，能够背的全部死背背下来，结果让我侥幸地考上了中国海专航海科。

我念海专的时候功课依然不好，校外组织有一个中国青年剧团，我就报了舞台技术组，打打灯光也许不错，蛮好玩的。那个时候不小心对表演，对戏剧表演产生了这一生都甩不掉的情感，毕业以后去出海实习，本来是想一心一意地做海员的，可是在海上做二级水手，在那边敲铁锈，登高爬下，油漆，干这些活的时候看那些我们最羡慕的船长，轮机长，大副，就觉得这些人他们心事重重。我就好奇，是摆酷?也不是，是觉得奖金不够?应该不是，怕船翻了?那又不是你一个人翻是吧。他到底在愁什么我就很好奇，一边扫地一边干活，就跟他们聊天，聊着，聊着突然间发现原来我干错行了。因为船长有一天跟我说：“我跑商船二十二年了，我的女儿今年大学毕业，我只见过他们二十二面，一年见一面，一次见一个月，不到两个月就走了。我告诉你小李，当有一天你觉得跟你自己的亲情脱节的时候，还不如没有那份情。”这个船长跟我这么讲，轮机长也是类似的口吻。那我还干吗，拼命地往这个职位去奔，我那时候就觉得原来航海很浪漫，但是它不是一个我，或者是许多人可以干到老的，所以我是我们班上第一个改行的。下船之后，拿到毕业证书我就不干了，不干了之后怎么办呢，我就去干各种工作。中国台湾有个做月饼很大的一个公司，我给他们送月饼。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给二手汽车店当店员，给人家打粗蜡，打完粗蜡打细蜡，抹得干干净净，跟客人解释这个车子怎么样怎么样，多少钱。然后还干过盲人按摩院的，送盲人去按摩，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在中国台湾中央山脉里的一个大禹岭做了一年的长工。

那一整年当中不断地跟台北的搞过舞台剧的朋友、同学联络，他们都劝我赶快下山去做舞台剧，或者去做戏剧这一行，可是我从来就不觉得我在学校里面参加过的一个戏剧社团活动为什么要变成我的职业呢?我干嘛要靠它吃饭呢?但是我做了这么多行业以后，有一天我爸跟我讲说，“立群啊，如果你再这么干一行怨一行的话，不表示别的，表示咱们自己见识不够”，我爸这句话打住我了，打到我了。我觉得对，是，好像青春是经不起等待的。我不能再这样耗时间了，我从小学，初中，大学，我根本都没好好用过功，我过去这么多年，人家说青春不留白，我是一片空白。但是当我进入电视公司以后我的心情完全变了，也就是我二十七岁的时候。我二十岁就接触戏剧，我二十七岁才把它当成职业。当了职业演员以后，尤其是在电视公司当演员，我不知道什么叫好，我就给我自己一个小标准，就是说不要ng，不要ng或许就是好，起码表示我用功了。别人所有人在聊天，我一定不断地在默剧本，不断地在看剧本，被别人认为这个年轻人是很怪的一个人。然后有一次六十集的电视剧，我录到第五十二集了，我ng了，还不是讲错台词，是冒场了，从那个景片里面不该出来，我早出来了，导播在楼上开大的麦克风。“李立群ng!”哗，全场大笑鼓掌，拍大腿的都有，开心得就差没有开香槟了，我那一刹那才发现，原来所有的人都在注意，这个年轻人从来不ng的，他不ng的，六十集的电视剧，我录到第五十二集了我才第一次ng，这是很难很难很难的。到今天为止我从比我大三十岁的同公司的演员嘴巴里，他还会跟别人提起当年我这个事，就是李立群当年演电视是这样演，这样演。介绍我的短片有谈到我是烂戏大王，这到底是褒还是贬我都不知道，当然应该是褒。演电视剧的时候你会碰到各种剧本，有的剧本你认为它很好，如果你认为它很好，它触动了你，那我就想办法不要辜负它，把它尽量演好了。如果你觉得这个剧本一般，烂剧本，演员看到烂剧本的时候一定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会血脉愤张。说你怎么写的，你怎么那么混呢，但是既然接了，我们在演的时候就要心平静气，把那一大堆似曾相识的故事，似曾相识的台词，似曾相识的布景，似曾相识的各种情节，尽量地把它变成稍微不相似一点。电视剧在我心目里我说过很多次，它就像是自来水一样，强迫地输入到每一个家庭，你说它重要吗，它就是自来水。你说它不重要吗，没有自来水怎么行。所以再大腕的演员，再小腕的演员，也不过就是努力地把那些水质搞好了服务大家，不要把水搞浊了污染大家，我们所做的事就是这样。

我在三十岁的时候，有一天经过一个台北市的室内射箭场，然后我看到有人在射箭，我立刻被吸引，拿起来试试那弓就放不下来了，接下来开始每天去练习，我射了十年箭，三十岁到四十岁，射了十年，都射得蛮勤的。射箭最大的感受是第一箭红心，第二箭又红心，第三箭又红心，第四箭还没有拉弓呢，自己就把自己打垮了。那个好强心，虚荣心，再得胜心都不请自来，把你那个平常心早就打乱掉了，然后你到最后就发现，射箭到底是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射箭，我为什么要搞自己这么痛苦。有一天我在射箭场里面看到一个七十岁的老先生，很清瘦，长得很干净，带了一把一看已用了十几二十年的那个箭袋，干净而被磨过，有岁月的痕迹，里面放了一沓箭，箭虽然是老的，羽片是新的。他一个人很安闲地站在那边，拿着弓箭，没有瞄准器，没有平衡杆，没有任何东西，他就拿着一把弓，什么都没有这样子，架上箭，噌，嗖，三十米，三十米以外，当，十环就红心，一点什么喜悦也没有。拿出第二根，当，一沓箭只有两根在九环里面，我看到以后我觉得真的是蔚为奇观。我觉得这个人太厉害了，我就过去跟他聊天，他也客客气气地，安安静静跟我聊天。人家射了三十年了，弓三十磅，三十磅的对各位来讲，现在可能拉起来都有一点吃力，人家七十岁老先生，三十磅很轻松地拉开，一口气拉开，铛，咚，他所有的抛物线都在脑子里，而不在瞄准器上。所以当他射不准的时候，他没有理由再去怪罪我的弓哪里有问题，你后来才会发现，射箭所有的一切只不过就是在瞄准的那个时候，当这个箭射出去以后到了靶上，通常是大家最重视的。其实它已经变成最不重要的事情了，因为它已经变得很呆板，僵化，无法改变，十分，九分，八分，七分而已了。最秘密的最内在的活动是在拉弓的那一刹那，你到底用什么心情去安定你自己，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平衡你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然后安心放箭。

我的感受就是尽最大的努力把戏准备好，演出去，演员的一生是不可能箭无虚发的，所以他一定会在涂涂抹抹当中慢慢演，慢慢演，慢慢演。最重要的是希望各位明白环境，你要认清楚它，你认清楚它你就不会去抱怨它。在一个没有抱怨的心情下去工作和生活，你会比较清楚地去追寻。不管是在事业上，感情上，生活上，你甚至于不要去追寻一个压根就追不到的东西，咱们不要浪费这个时间，青春经不起等待。不要下废棋，尽量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没有意义而无益的事情上，就像我的青少年。我刚才看到你们各各头角峥嵘，我也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面，你们都能够有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各位，莫等闲，以免白了少年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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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演讲稿是由应届毕业生本站站为大家整理推荐的刘德华在开讲啦节目中的励志演讲--给世界一个微笑，他在演讲中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告诉大家不要害怕失败，因为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成功的人一定比失败的人少。

首先我希望今天的整个气氛不要太严肃，因为我看了很多这个节目，然后讲到都会是一些比较沉重的，好像这样的，然后问的问题好像是你一辈子都命题的这样。但是我先跟大家说，希望大家给我掌声。

我叫刘德华。

从九零年代开始认识刘德华的有谁?(我)。

那最近才认识刘德华的有谁?(无人举手)还好。

那八零年代就知道刘德华的?(观众举手)你不像那么老啊!

首先我想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我认为很多人他根本不知道刘德华是哪里出来的。懂吗?知道吗?我在哪里出来?(妈妈肚子里出来)妈妈肚子……我是从爸爸那里……呵呵。(笑声，掌声)。

1961年我在一个农村的地方出生，香港一个非常非常久的一个地方。我在那里是一个，我真的小时候我发觉我是很有钱的。我家里有孔雀，我家里有超过两百只的猪，有我数不尽的鸽子，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地。我们租给人家，然后人家耕田，然后我们可以赚到一些钱。我在那个时候，我看过很多很多年轻小朋友没看过的东西。我从小就知道有电视，我从小就知道有openview的那种磁带，我都藏收过很多很多好的东西。结果有一天，我爸爸，我六岁的那年，他带我从农村到了城市。他希望我们可以接触一下外面的世界。结果我爷爷不开心，他就觉得我爸爸不是一个很乖的小孩，结果家里分家产的时候我爸爸没有。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住在一个地方，在城市里面有一个叫钻石山的地方。钻石山那个地方是有很多很多很贫穷的人住在那里，那个地方都是木房子。为什么它叫钻石山?是因为所有人住在那里都希望自己住的地方比较高档一点，所以就改了钻石山这个名。

我爸爸是消防员。(知道)知道?但是你知道吗?因为木房子，我们每一天都面临火灾的机会。我们每一天都要记得我们的身份证放在哪里。如果有火灾的时候，我们要尽快进去拿了那个身份证就逃。结果真的有一天，我那年大概十一岁，我家里真的因为火灾，我们要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我们住的地方，然后等了很久，等了大概有一年，一年的时间，爸爸跟我们住在一个临时搭的房子，是政府给我们的。然后等了大概一年，我们可以换来有一个石头的房子，我们住在那里。我们每一天每一天为自己的生活，我做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一直到我1980年，我参加了训练班，结果一年之后我表现得非常好，结果我签了无线电视台。那么这一段简简单单地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感觉一下我的过去。

今天我做了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从来没试过那么紧张。我真的，我想了很久，请我来做一个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情，我能有什么东西给你们。我回去真的想了很多很多。我想由一个问题问大家，今天你们觉得刘德华成功吗?(成功!掌声)谢谢大家几下的掌声。刘德华是被一个所有的媒体神化的一个艺人，他勤奋，他努力，他不会干坏事，他可以不吃、不眠、不喝，光是呼吸，就可以活到五十二岁的人。但是今天我很希望很希望真的很真实地呈现在大家面前，其实我是一个普通人，我也会紧张，我也会因为讲事情讲到自己心里，不那么稳定的时候会出现有一些不那么好的状况。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真正的刘德华是怎么样的。

大家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我非常的成功。但是成功，我不知道，我回去想了很久，我不知道有什么真正的成功呈现在所有朋友面前。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失败，好不好?(好)。

好。1981年我刚刚踏入演艺圈的一个训练班，我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个在一起的女朋友。三年多了。我认为我要为男人负责任，所以我很拼命地在我的训练班，我做了很多事情，不管早上九点钟开始，我晚上还要练跳舞，翻跟斗，很多很多这些事情。忽然间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就是我已经四个月没见面的女朋友，她就告诉我，你能出来一下吗?我说，为了你我一定出来。结果八个小时之后我才约到她。她约了我在香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山顶，从那个地方看下去你会看到很美丽的一个香港。但是我还没有机会去享受这个景的时候她就跟我说，我们分开吧。我那个时候我觉得为什么?我没做错什么。我还没有解释之前，她就离开了。我就一个人站在一个非常浪漫的山顶，我慢慢往山下走，一步一步，走到一个公车站，然后从公车站那边一直等，一直等。一部过了，两部车过了，三部过了。我找了一部没有那么多人的车，我上去，我坐在最后一排，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结果会是这样?车往前跑，我的眼泪一直往后走，你知道吗?眼泪一直打那个玻璃，啪啪啪。前面就几个人，他们还没有回头，我就把眼泪擦干，然后看到看着我的时候，我就说看什么，看什么。就这样，我就是看到我第一次，我第一次的初恋失败了。因为这个失败，我反而很集中在我工作上面，结果我迎接我第一次的成功。我拿到了我第一次当男主角的机会，我成功了。但是成功真的有很多种。

我记得1985年，我那个时候已经拍完《神雕侠侣》，然后我很希望，那个时候我看到有成龙、周润发，他们在电影上面已经发展得很好，我很希望有机会去拍电影。那我就跟公司说，我可不可以每年拍一部电视剧，其他时间给我拍戏。他们说不可以。我真的去选择。我选择了没有留在电视台。然后那个时候有一群人，比如说是他，他，或他，他就跟我说，刘德华，你这个选择太失败了。但是每一个人选择他是从心而发的，我就跟这我的那个方向走，一直走，一直走，结果我碰到《法外情》，我碰到《旺角卡门》。(哇!)你哇得那么假的。我碰到《天若有情》。(哇!)那结果同一群人，就是你呀，你呀，跟他，还有他，就说，哎哟，刘德华，你当年的选择太成功了。

其实成功真的谁说了算，没有人知道。但是你要记得，成功不是只有一种方法。我离开了电视台，我在外面不停拼搏的时候，有一个人留在电视台，而那个人就是梁朝伟。今天他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所以，不一定留在电视台你会成功，也不一定你离开电视台你会成功。一定要记得，成功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路，不同的方法，找一个最适合你们自己的，千万不要胡乱地去拷贝人家成功的例子，一定要想清楚。

我成功了一半。

诶哟，那么厉害。怎么样?

我去了，她没去。(笑声，掌声)。

我就觉得这种心态太好了。我们应该用一种非常快乐、非常正的能量去面对所有所有的事情。但是成功的人通常非常讨厌，特别讨厌。我见太多了，他们自以为是，他们就会告诉我你，我要做最真实的自己，就以为自己的缺点也是真实的一部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有灵性的话，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把缺点改掉，到那个时候你就会是一个既成功又可爱的成功人士。很多人会告诉你我们要赤裸裸地在镜子前面，每一天早上我们对着它，我就问它，你是谁?我是刘德华。你有辜负过你自己吗?你有违背过你自己吗?你有欺骗过你自己吗?每一天都问一次。然后清醒了，清楚了，洗一把脸，干干净净的脸，然后走出去，跟你家人，然后给他一个微笑，给你邻居一个微笑，给在街上的陌生人，给他们一个微笑，给那些失败的人一个微笑，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充满爱。如果这个世界充满爱，我们所有人离成功还会远吗?不会。(掌声)有了爱，就算你失败，你跑到街上，也会有人给你一个微笑，他们会鼓励你。这个世界成功的人一定比失败的人少。你要记得，只要我们这一群失败的人能够团结，我们一定可以跟那些成功的人比一下。(掌声)。

麻烦你们给我一个微笑。麻烦你们给我爱。今天我可以很大胆地告诉你们，你们看到的就是真实的刘德华。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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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一个在美国的一个朋友的儿子学中文，说“陆陆续续”是什么意思，“陆陆续续”意思是“慢慢的，慢慢的”。后来那孩子就造一个句子，“天快黑了，爸爸陆陆续续地回来了”。

我总说，中国在二十多年前，是非常贫穷的，是世界上有名的贫穷的国家，但这么贫穷的生活，给了我们这代人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富有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故事的富矿，能够开采出很多故事来。我觉得出生在我这样一个家庭里，我的父亲是一个作家，我的爷爷曾经是个作家，所以如果不做作家，倒是也奇怪了。我的父亲跟我说，你是为文学生的。人家问他，你这辈子最好的作品是什么，他就回答了一句，“我的一生最好的作品是我女儿”。他就是《铁梨花》的原作者，他叫肖马，后来他说“我最近改名了，改成肖也是”，人家说“你为什么改成肖也是呢”，他说，人家介绍我都说了，“这是严歌苓，这是肖马先生，也是作家”，他说“我就是肖也是”。就是这么个老爷子，特别好玩。他去年去世了，所以我今天的讲话，也是为了纪念他。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爸是拉小提琴拉得挺好的，然后画画，画油画也画得很好，他的写作也写得很好，所以他是非常多才多艺的。每次从外面回来到家里，第一个曲子就是……就是这么一个梦幻曲，所以我爸爸这一辈子就是活在梦幻曲当中的这么一个人。我爸爸的图书室呢，全世界的经典都有。我爸爸对我态度就是你爱看什么看什么，那我妈妈就说，你要看看女儿在干些什么，整天都在看些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我爸爸就说，孩子要看什么就看什么。我最爱看的是《唐璜》、《战争与和平》，当然《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小说我只看和平不看战争，就是看他们谈恋爱的这些地方。《唐璜》是非常好看，又有历险，又有爱情。后来我就跟小朋友们讲故事的时候，我连没看的地方，我都把它都给加上了，让那故事连起来，所以那时候我最开始创作的最初期。我妈妈是个话剧演员，我就记得小时候，她就给我背莎士比亚，罗密欧，罗密欧，什么什么的，哄我睡觉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没有打算让我做作家，或者干嘛的。

小的时候大家都说，你的条件很好，你可以去唱歌，你可以去跳舞，我就一直以为是一个应该在舞台上过完一生的人。后来发现跳舞也不行，唱歌也不灵，突然有一天就发现我可以写作，就是在中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到二十岁吧。然后我就说我要到前线去，当然那时候女兵不能到前线，那你就到前线的包扎所吧。然后我就去了以后，看了一千多个伤兵，一天晚上抬下来，所以这种时候对我催化的那种成熟一下子就发生了。战争胜利了以后，我就觉得跳舞这种东西已经不足以表达我自己，我一定要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那么什么样的方式呢?那就是写作。当时这种特派记者到前线去，要写一些小报道，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记者，就那么一个突然的转折，使我成了一个部队的创作员。

后来我到了1989年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有另外一个地平线，来开始作为作家的新的一个起跑点。当时我要考托福，要知道当时我的英文只会abc，根本就不能够达到要求，出国就是不可能的事。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拿了三本《新概念英语》，我每一本都背下来了，然后胳膊上都写满了单词，然后整天就在餐馆里打工的时候看一眼，看一眼这，看一眼那，然后就把单词也这么背下来。到了美国我第一次考试，我就记得，人家说你能考过500分就不错了，就你这样学英文。后来，我第一次考了540分，当时的研究生要550分最底线。后来我就上了个强化班，看看能不能弄到600分，因为如果我今年考不上奖学金，那就意味着这一年我还得学英文。托福在同一个时期，每个城市都有考场，我在buffalo考完一场以后，我又飞到纽约考一场，然后再飞到芝加哥考一场，这样的话，我可以拿到一个最高的，这三个考场里，拿到一个最高的分数。这样的话，我就考了一个577分，我就拿到了全奖学金，真是没白吃苦。

那个时候，我特别逗的是我要给人家当佣人，就因为学校的这个奖学金只包括学校的用费，学费什么的。我没有钱生活，要吃要住，我就给人家当保姆。记得是中国台湾一个挺有钱的人家，他们家有个小男孩才2岁，那小孩很皮。我第一天去就给他拖地板，一拖，那小男孩把刚给他换的白袜子，“砰”就跳上来了，然后一看那白袜子全是水，然后再给他换下来，然后又给他拖地板，一动他就跳，然后那袜子又湿了。有一次他一跳，我赶快一抽，就听见“砰”的一声，一看坏了，整个天花板裂了。我一想，完了，我说我这挣一个月的钱，肯定不够赔天花板的，对吧。怎么办呢，等女主人、男主人从外面回来，我想说天花板被我弄碎了，对不起，但每天都是不敢说。但是发现，他们为什么也不找我说这事。我就一天天开始想往下混，有一天他说我们家要来客人了，你要给我们做一条松鼠桂鱼。我说好吧，我凑合看看怎么做的。那鱼一放进去就沾底了，怎么办，我“哗哗”一晃那个锅，“哗”那油就全溅起来。我满脸都是油，就全部烫伤了。然后那女主人就赶快拿出冰，就放在我的脸上、脖子。脸上都烫了很多，烫伤。后来我心想，我说我可以走了。但是我告诉你，你也别给我钱了，我说这个天花板被我弄坏了。后来那个女主人说，我们刚搬进来，天花板就破了，我们就一直想修，但一直没修。哎哟，我才知道，这天花板不是我弄破的，人家搬进来就是一个破的。后来我想，我辛辛苦苦，天天给你们做啊，做啊，然后就是希望到我走的时候，你们不要跟我说这天花板，别骂我就行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从一个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和两本小说都得了奖的一个年轻女作家到国外，就能够有这么大的落差，就是为了一个挣钱，能够养活自己，做一个独立的学生，然后把功课学好。就那个阶段在美国，我觉得每天就像竹子一样，拔节，很快!等我拿到了mfa的时候，我就觉得最痛苦的，最最难熬的日子结束了。

还忘了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一个幼儿园的好朋友，介绍了我一位男朋友，他是美国的一个外交官。到了年底，这个美国外交官要汇报他结交的人，然后他就写到，填了一个“认识一个中国女孩”，这个性质是什么，也有个abc的选择，然后就勾了一个“结婚对象”，要跟我结婚的。填了这个表一递上去，好了，美国的fbi，我功课那么忙，每个星期都要跟他们谈话。你小时候干嘛的，你爸妈干嘛的，谁给你介绍这个人的……然后这个都弄完了，可是他们还是对我耿耿于怀，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就跟我说，我们决定要对你进行一个测谎试验，我老公一听就炸了，他说这绝对是一个侮辱，他就不做了。把这个外交官的牌子，进国务院大门的那个，剪成四半，放在一个信封里，放桌子上走了。我说，哎哟，你怎么让我失去一个这么好的体验机会，我特想知道他到底测不测出来谎啊，我说这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经验。我老公说，你的生活还不够有意思的?这就是我在美国的第二个特别有趣的阶段。

1992年忽然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我是导演《喜宴》的李安，他说我想跟你买一部小说的版权，《少女小渔》。当时我就，当时那一笔钱，我觉得好大的数目，可以让我挺无聊的写好长时间的小说，是吧。同一年就有三个人来买我的版权，一个叫李翰祥，香港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朱延平，是一个中国台湾导演。所以在同一年，我有三个剧本版权卖出去了。这样子的话，我在海外就变成了一个应该讲就是专业的作家吧。

而每到一个地方，每一种文化，每一种语言，使你不断地来感受中国语言，就觉得这个华语，确实是人类最美丽的一种语言。所有语言都是听的，只有华语是图像的，它从最开始的象形发展出来，所以我们的语言是看的，所有这个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们学校教俄国文学经典的一个俄国老师说，世界上有三本小说一定要读，当中第一本他提到就是《红楼梦》，第二本就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然后第三本就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可是我就觉得，看完了《红楼梦》的翻译以后，我就觉得那人家怎么能够把曹雪芹的那种禅机，他那种禅意，再加上他吃喝玩乐的描述，中国文学里的思想，怎么能够去让西方人来欣赏，我就觉得这真实太难了。

我自己用英文写小说，也把自己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在翻译过程中，它必定要失去那么多，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有余生，可以希望能够做一个哪怕是一个独木桥，在这两种文化之间，能够起那么一点点作用。当然我知道真的是太难了，中国语言确实是太棒了!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就需要一种浓烈度，只有写作能够给我，就是你不求后果，你不求一种利益，不会使你烦恼，所以写作是给你这样一个世界。你可以让你的人物来宣泄的，其实你最秘密的情感。当然最最根本的一点是，我想把中文写成一个，就是能够通过我的手来创造，很有严歌苓风格的中文。

今天要讲的还很多，但是时间有限制，今天我的演讲就到这，谢谢大家!

开讲啦演讲稿

20xx年，我们剧院在为去美国演出《茶馆》做一些准备的时候，我们在北京要先演几场《茶馆》。那个时候也是我，最难度过的一段时间，是因为我的父亲一直病重在医院里头，已经报了几次病危。当那天我在开车的路上的时候，很快就要到我的剧院的时候，突然我哥哥给我打电话说：“你赶紧来医院一趟，说报病危了。”当时实际上我右拐是去剧院，左拐就能看见去医院的那个口，然后我说不行，我要去演出。我哥跟我说：“你就先来一趟，你看一眼，然后你再走。你演出几点？”我说：“七点半。”他说：“现在才四点多钟，你为什么不能来？”我说：“不行，我说我要演出。”冥冥之中就我会跟我哥哥说，我说：“大哥，十点半之前，你不要给我打电话，如果有意外的话。”因为十点半，是我们这个戏演出结束。当我第二幕松二爷演完以后，我坐下来，我就等着谢幕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惦记着这件事。我就拿起手机，我就看，我说我给家里拨一个电话，如果我爱人不接这个电话，那我父亲还在抢救，或者已经没事了。我就拨到家里的电话，两声之后，我爱人拿起电话来了。我意识到可能要有问题了。我说：“你怎么回家了？”她说：“没事。”因为我爱人不会说谎，所以她表现得语无伦次。然后我就问：“我嫂子呢？我哥哥他们呢？”“他们也都回家了。”她说：“我一会儿去接你。”我说：“不用，你就告诉我是不是（爸爸）已经走了？”然后她说：“你别着急，我去接你。”我说：“没关系，你放心吧，我能开车回家。”电话放下以后，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在镜子里，看着自己。我身后坐的是吴刚，我的同学，正好我们的镜子都有反射，他无意中一抬头，看见我在镜子里。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我父亲走了。”他“啊”得一声，他说：“你赶紧走，什么时候的事？”我说：“刚刚。”他说：“你赶紧走。”“我还要谢幕呢。”“你还谢什么幕呀，你赶紧走。”那是我在北京人艺，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谢幕。到医院的时候，告诉我人已经送进了太平间，他们拉开了抽屉，打开的时候，我看到我的父亲非常安详，他就像睡着了。然后我俯下身，我去摸了摸他的脸，我心里在跟他说：“爸爸，对不起。我要面对一千个观众，我说希望你原谅我。”那是我有生以来，记忆当中以来，第一次亲了我爸爸的额头。我跟他说：“爸爸再见。”后来，我就眼看着那个抽屉关上。当第二天我再到后台的时候，大家好像似乎是知道我来了，所有人在门口等着说：“远征节哀，远征节哀。”我说好。那天我尽量放松地去演松二爷，但当我第二幕上场，变成老人的时候，濮存昕也变成老人的时候，我们俩见面的时候，尽管他不是我父亲，但是我泪流满面。当然之后，可能有人也在说，说：“冯远征，你值得吗？你不孝啊！你可以不演这场话剧呀！你可以告诉他们说，你父亲走了，你要去送他！”但这并不是作为一个演员，可以能够面对一千个观众，去解释的理由。因为你的职业，不允许你去这样做。我一直在想，有得必有失，走到今天能有那么多观众喜爱你，是因为你认真地对待了你的观众。

我记得在20xx年在美国，我们在演出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坐飞机，我经常突然会惊醒。我就往窗外看，我一直觉得我父亲在跟着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默默地去跟窗外的云层去说，我说爸爸谢谢你陪着我，我说我一定用最好的演出，报答每一个观众。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我一定会让你在天堂，跟所有的人说，我的儿子是好样的。所以走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在摄制组迟到过。因为学会尊重，你才会被别人尊重；学会照顾别人，你才能够被别人照顾；学会尊重你的观众，你才能够让观众尊重你。你们还年轻，你们的父母还很年轻，但是学会珍惜他们，因为他们生养你们不容易。所以多爱你的父母，想到他们就给他们打个电话，不像我们这一代，对待自己的父母，不敢说出那三个字：我爱你。多跟自己的父母说“我爱你”；多跟自己的父母说“我想你”；多跟自己的父母说“保重身体”。他们需要的不是钱，他们可能就需要，短短的这么三句话。所以珍惜你们的今天，珍惜你们的父母，珍惜你们的家庭，你们才是幸福的人。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在我们未来，事业也好、家庭也好，我们有多少个梦想？今天在来的路上我突然想，我说我10岁的时候，有理想有梦想吗？我突然发现，我最大的理想梦想，就是我妈妈给我买糖，给我买好吃的。我不知道我未来要干什么，但是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我爱上了跳伞。我希望将来自己，成为一个跳伞运动员。所以坚持，就坚持了5年。专业队和考大学，需要你选择的时候，我选择了去专业队。当参加完全国的跳伞比赛之后，我的教练告诉我说，专业队已经不要你了，那是我第一次茫然。我没有那么痛苦，说痛哭流涕，或者是特别难过。茫然地走出跳伞塔，茫然地走路回家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这本来是很有希望的一件事。我突然没了，失去了，它不给我这个机会。那好吧，我就接受这个现实回家了。回家以后，我也失去了高考的机会，那我只能成为了一个，当时的名词叫“待业青年”。因为我父亲是军人，所以他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就是属于上级和下级的关系。

在家待了两个月以后，我说那爸爸你干脆，给我走关系找一个工作吧。“我不管你，你的路要自己走！”好吧，后来是我哥哥的一个朋友，通过关系给我介绍了一个，去拉锁厂做拉锁。我当时特别兴奋，因为在小的时候，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所以我觉得我要戴上那个鸭舌帽，穿上背带裤，脖子上扎着白毛巾，是吧。手拿钢钎，或者手拿一个什么东西，太好了，太伟大，太漂亮了！所以我一宿没睡着，很兴奋，我要当工人了！可是当我走到那个街道工厂的时候，撩开那厚厚的门帘进去的时候，我耳边充斥的全都是：当当当当，干嘛呢！我突然发现所有的工人，一人拿一个小锤子，在砸那个拉链。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临时工生涯。可什么时候是个头？因为不是我理想当中的那个事情。我每天是拿一个锤子，要敲多少条，就是你敲一条大概几分，一两分钱，你敲足够了以后，你一天可以挣到一块钱。所以那个时候我月工资是，加上一点点补助，恐怕也就30块钱。但是我满足这个收入，我并不满足我想干的这个事。很巧，我们那个工厂有一个文艺青年，最后他说：“冯远征，走，我要去一个朗诵声乐班，跟我去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就跟他去了。当我第一次到了这个朗诵声乐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我面前，打开了另一扇门，很新鲜，没见过。然后一群人说话都是：“你好，我是谁谁谁，你今天的朗诵怎么样了？”全是这个，哎呀，太新鲜了！我也开始跟他们一起去上课，上了几节课以后，我突然发现我很喜欢，我希望做这样一个事情，我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名演员。那时候没有明星这个词，只有演员。我跑遍了北京所有的，能学到表演的地方，比方说海淀、东城、西城、朝阳、崇文、宣武，就是所有的文化馆，或者少年宫。只要办这种班，我一定都去，我去学习，我去追求我所谓的梦想，或者是理想。所以当有一天，我去考电影学院的时候，那是1984年，被当时一位文艺片导演，叫张暖忻的女导演，在复试考场把我挑中了，让我去演她的电影的男一号，叫《青春祭》的电影，突然觉得我的梦想实现了。太好了，我是一个演员了！我那7个月沉浸在幸福之中，我沉浸在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最后一天拍完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最后一天是拍我的镜头，拍我的一个特写。那个特写拍完了以后，导演宣布停机了。突然自己特别特别地失落，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因为我的父亲，不太同意我做演员，所以我悄悄地，就回到自己住的那个屋子，我就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因为很少给我爸爸写信，几乎没写过。我说爸爸，我们的电影终于拍完了，我说这也意味着，我又该回去待业了。我说作为我，没有想别的，我就是喜欢这个，我想做这个。我给自己设定一个日期吧，那时候我22岁，我说如果30岁之前，我还没有做演员的话，那我就随便去找一个职业，去做就可以了。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撞南墙不回头”，我说30岁是我的南墙，那个时候我撞到南墙以后，我尽管撞得头破血流，我回过头来看，我自己走的路的时候，我不会哭，我会欣慰地笑，因为那是我自己走的。

从1984年到现在是31年，我在20xx年，拿到了我在电影当中的，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大奖，就是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谢谢你们的鼓励，没有想到我能够得那个奖，我磕磕绊绊地走上舞台的时候，我在想我应该说什么，我突然想——哦，1984年到现在整整20年。所以我当时上台说了一段话，我说，我刚进入这行的时候，我认为我只要努力了，我只要认真工作了，我只要不输于别人的时候，这些奖项对我来说是伸手可得的。可是没有想到，这手一伸就伸了20年。而在今年，在这第30个年头，我拿到了白玉兰奖。入行30年，我拿到了。但是仔细想想，很感慨。我走到今天，算是实现了我的演员梦。我的父亲知道我做演员以后，也没有表现得很高兴，在他生前几乎没有表扬过我，他从来不会说你演得很好，他只能说还可以吧，这可能是对我最大的一个鼓励。后来过了若干年，我突然有一天，就是帮我父亲收拾东西的时候，那封信是压在他的抽屉的最底层的，我以为那封信早就没有了，但是实际上我父亲，生前一直留着那封信。

我选择的这个行业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我最合适，是我最想做的。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学不一定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是处于无奈，因为我们的考分够了，我必须先上一个大学，然后我再去想别的。或者是有的时候毕业了以后，你无奈，无奈于自己的职业选择，也选择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怎么办？我想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什么？因为你们年轻，因为你们可以摔倒了再爬起来，是可以去探索一切想探索的未来，青春是可以尽情地燃烧的。但是记住一点，不要盲目，脚踏实地。未来对于你来说，是无限的。

开讲啦演讲稿

同学们好：

我今天想跟大家讲奋斗。昨天还有朋友问我：“大哥，你有没有想到你有今天？”我说我真的没有想到，有时候每一次刷牙洗脸，我看看自己真是个奇迹。

我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我真的只是一个小武行，没有读过书，就是嘻嘻哈哈做小偷，给别人打一巴掌，到十五六岁的那时候，开始做几十个武行中一员的时候，就是拿个刀在后面，“啊”就这样子叫，五块钱一天。最记得就是冷天，冷天两个大侠在雨中打，但我们要泡在水里面，下着雨，还要被骂，“不要动啊，咔咔咔，你们动什么，你们死掉了明白吗？”“知道，知道”。我死得是最好的，永远导演一叫死，那个谁谁谁谁，死这边，慢慢就知道我名字了。

那时候每天在片场，觉得武术指导好威风啊，永远是开一部车子，“哐”就过去了，我的dreamcar(梦想跑车)，结果真的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我站在那边，他哐过去之后倒车回来，他看看我，“你是我们那一组的吗？”“是”，“上车”，他叫我上车，我一开车门，你们记住，到今天我都是如此，不管谁的车，打开门，屁股先上，坐好，人家会非常欣赏你的。开门坐上去，拍拍，尤其是雪天啊，下雨啊，人家一看，哇，一个小动作，我从坐在那边到片场，我没动过那个姿势，动都没动过，就这样子下车，“谢谢指导，谢谢指导”。我就退后了，以后每天他就接我，跟他聊天，慢慢我从四十个人到十个到两个，最后有他就有我，后来变成副武术指导，后来就变成最年轻的武术指导，我十八岁做武术指导到今天。反正记住最重要的，细节定义成败。

今天我为你们来，我把帽子给脱了，也是在南斯拉夫开刀以后，第一次剪这么短。在南斯拉夫拍《飞鹰计划》，一个跳树的镜头，“铛”，跳下来就脑开刀了。至此以后，我干爸爸叫何冠昌，他说你不能再剪头发，所以我就没有剪过头发。我本人不迷信，但是我干爸爸迷信，我就半迷信吧，信好过不信，还要保自己的命。好像我拍《警察故事》，我在跳灯的时候，你们真的不会了解当时的情况是多么地恐怖。大灯拆下来，吊了三杆铁柱，铁柱完了之后，我们要拉那个钢丝，钢丝不能锁死，只能粘住，拿aa胶粘住，粘住之后要挂糖胶玻璃，要挂爆破，七十二尺，五层半楼。没有试，只是大概自己想一想，怎么跳呢，没有起步，只能一个手把那边抓着，一上去就要跳，一跳跳八尺。我没有把握，有把握之后，我就试。但我们只能拍六天，下面是儿童乐园，如果拍不完，六百磅的糖胶玻璃要拿走，非常大的工程，我们已经花了六天的时间去盖。忽然间一个成家班的人上来就说，大哥，我们都可以了。我一看，所有的机器都摆好，三百多个临时演员全部看着我，我一个人在上面看一下退后，看一下退后，就跟自己讲，我可以的，我可以的。等了很久很久之后，我上去了，其实我没有准备。所以你们再回看《警察故事》，我跳出去那一刹那，是叫一下，“死吧，啊”，就出去了。我一起来继续要打，我整个人很兴奋。“哇，成功了”，所有人，所有人，张曼玉，林青霞，经理人，化妆，服装，茶水全部在哭，我说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那么简单的事情，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怕很怕，我打到两个手都肿掉，后来睡觉起来门我都开不到，整个人根本是一刹那就虚脱了。

另外一次就是拍《a计划》，跳那个钟楼。香港很小，不像大陆这么大，只要一搭布景，所有人，这个场地全部不能用了，就是我的了，一搭起码搭半年，所以把交通搞得乱七八糟，每个人都盼望我快点拍那场戏。你在上面一看那个帐幕，就有那么大，我过来一点可能会脚断，过来一点头断，我应该怎么摔呢。每次一出去就怕了，我真的不是supperman（超人），我是一个普通人，我说等等等等，这么一个镜头，跳那个镜头，我拍了六天都没有拍成。我记得有一天何冠昌跟周文怀两个大老板走上来，拍拍我，他们说别那么危险了，不跳就不跳了，用替身就用替身。我说：“替身也是人，替身也怕！”我说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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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想了一下，在很长一段儿时间大家都会很熟悉你这张脸，不知道你叫什么，确实持续了很长时间。那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提醒他们，比如说走在街上，他是那个谁谁谁，我说我叫张嘉译。最后说烦了，他是那谁谁谁，我说我是胡军。

可能到了拍《蜗居》吧，大家才逐渐地熟悉，很多人说我是大器晚成，这我从来没有承认过，因为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就很好，一直很自信。因为我认定它是我的一个过程，你没有这个过程的酸甜苦辣，这个过程的磨难，你真正得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甘甜，所以我很珍惜这个大器晚成。

其实大学的四年也挺难的。入学的时候，我可能是我们班比较差的一个学生，我声乐考试是不及格的，唱歌跑调，挑剩的，最后一个学生是我。我们的刘江老师说，算了，你跟着我吧！我一年就练了一首歌《杨白劳》，整整一年唱了一首歌。那个时候因为十七岁，你的阅历太少，你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太浅了，都是浮于表面的，所以演任何东西，你理解不了，都是在照猫画虎，那是个很痛苦的过程，学习的过程。上学的时候，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你的形象很受局限，你可能毕业以后不会演主角，可能更多只是演配角，但是你要坚持。我说，我知道。

毕业以后，果然要想拍一部戏很难，可能机会最多的是在北京，大部分同学都在努力地留北京。我也试图留过北京，但是可能因为性格比较要强，毕业的时候二十一岁，我不知道该去找哪个单位怎么来说服他们，让我留在这个单位。我不懂得怎么跟人去交流，所以我的父亲就来北京，带着我去跑单位。我们只去过一家，当时还是通过这样那样的关系认识了一位领导，我父亲可能就很低三下四，对方有一些很高傲的一些谈话，或者说很不礼貌的一些谈话。其实我是不愿意看到我的父亲为我去给别人低头，所以从那家出来以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用为我跑工作了，毕业以后我回西安。

从那一刻我也知道，它不会影响我继续我的职业，因为我心里知道我要做什么，不在于你在哪儿，不在于你从哪儿开始。二十二岁的时候刚到西影厂，金音导演的一部电影叫《残酷的夏日》。因为正好跟他的儿子很熟，就不断地跟导演说，我来演吧，我来演吧。当中有很多打戏，我说我可以不用替身。那个时候这样的地，我可以这样摔，水泥地都可以摔。两辆汽车，我要从这个车头，背着着到那个车头，这样的动作我都能做。开句玩笑说，这个脚一踢也在这儿，现在只有鞋在这儿了。自己给自己发过一个狠，我说我不要多，让我到四十五岁，现在这样能保持到四十五岁，我一定要演出来。

其实那个时候是咬着后槽牙说的，而到了二十五岁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身体上的原因。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强直性脊柱炎，在那个时候得了这个病。当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觉得可能就是一开始疼的时候，觉得恢复恢复就好了，最后才知道它会伴随你一生。

那段时间也在不断地拍戏，每天拍戏的时候要比别人早起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干什么呢？要拿热水从头开始冲，要把整个背冲开。因为每天晚上睡一觉的时候，背都是僵硬的，疼得不行。二十五岁，你觉着你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你的理想，可那时候突然会觉得，随时可能你做不了这一行。因为说这个病，以后会致残啊什么的，很多这种信息来的时候，你确实面临很大压力。

我们一路走过来，你可能没有想成为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所有这一切动力让你这么去做都是源自你的初心，你最初的，你的理想！

我记得拍《猴年耍猴人》时，跟张秋歌住一个屋，他比我大个七八岁，我一直在剧组里叫他哥。他照顾我，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给我洗衣服，袜子也洗，每天早上回来要给我做早饭，煮牛奶，打鸡蛋伺候我。我们俩在一起拍一场戏的时候，我快给他气疯了。当时有一场戏，原剧本是有问题，导演提出这样不行，那么张秋歌提出一个方案，我觉得他那个方案不对，我说为什么要这么演？那时候张秋歌可能是三十岁，我二十二岁，就说服不了，就打架了。不行，你就必须得这么演，我说我就不演，我扭身就出门了，我就不进来。张秋歌出去指着我鼻子开始喊，我白对你这么好了，我每天给你煮牛奶，我给你洗衣服，你这会儿，你个白眼狼！我一挥胳膊说，两回事儿。我说明天开始，我可以给你洗衣服，我可以为你做早饭，但是你要让我今天这样演这场戏，我说就是不行！

其实现在想一想，可能是沟通方式。但是你的初心是想做好它，你这么认真地对待它，是因为你喜爱这个职业，尊重这个职业。

在西安待了九年，所有适合我这个年龄，适合我演的戏，他们几乎都来找我了。但是那个舞台太小，你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所以那个时候就到北京来，做了一个北漂。刚来北京那会儿，曾经也租房，租了一个时期以后，我的一个大学同宿舍同学，他买了一套房子，他就蛊惑我也去买。我说我没钱啊。他说没关系，那个房子零首付，交两万块钱拿钥匙就住。我说有这么好的事儿？他说对，确实是这样，交了两万块钱就给你钥匙，你就可以住了。但是它不是零首付，它是半年以后你要首付。那会儿年轻什么都不管，先交两万块钱，先把钥匙拿过来吧，口袋只有三万块钱交了两万，就把钥匙拿过来了，装修还没着落呢。

这个时候就拼命地找戏拍。当时我记得清清楚楚，首付需要十七万，到最后我还是没凑起来。半年之后没有如愿，说是拍戏把钱挣出来，完了以后还是我们这些同学，最后是他勾搭我去的。所以他就得担负这个责任，他借了我一半钱，我付的首付。我也记得，在我毕业的时候，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你们毕业以后，可能面临着一个失业没有戏拍，你要想想你当初为什么做这行，你的理想是什么？当我学这个的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我在我六十岁的时候，能做一个表演艺术家，奔着这个理想一直前行，还在努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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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首先不好意思，因为我是香港出生的，所以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然后希望你们听得懂就包容一下，好吧?谢谢。

首先我想说的就是，真的很感谢中国的观众，因为我们做《捉妖记》的时候，真的没有想过反应会这么好，然后现在我代表整个团队所有对《捉妖记》努力过的同事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20xx年的2月，我就来北京。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进组了，那个时候我很兴奋，做了二十几年的动画，终于头一次拍真人电影，就变成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因为很多东西我都不懂。副导演会问我：“导演这场戏，就一页纸的这场戏，你看要拍多久?”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想，要是这是动画片的话，这场戏我们要动画大概要做一个月，然后拍真人的话打个折，我就跟他说三天吧，然后他就说：“导演，这场戏也要拍三天啊?我们怎么办?“我说：“三天不是很短吗?”他说：“三天一点都不短。”然后现在我有经验了，我现在就知道，这一场戏应该四个小时就应该拍完了，就不应该三天的，但那个时候我没有经验。所以，那时我真的在一边做一边学。开头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拍，因为很多时候是一个演员，然后那些妖现场是没有的，或者是现场就找一个乒乓球、找一个小东西在那边，但慢慢就整个剧组(就熟练了)，好像我们的摄影师，他们开头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这里的摄影师就正常地在拍，但后来他们拍《捉妖记》是这样拍的——他们会帮这些妖怪配音，虽然他们看不到妖怪，但是他们可以想象“这个雪妖在这里跑过来跳下来……”。所以后来是整个剧组对这些妖都很有感情的。

20xx年的年底的时候，我们杀青了。杀青之后，我们开始做特效，做特效做到大概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时候，《捉妖记》就因为我们其中一个演员的问题，那个时候就不知道电影的方向，什么时候可以上映?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是没有影响的，电影是可以继续上的，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些东西、特效继续做。到十月的时候，我们本来有一个发布会在上海，但我们突然接到通告说我们的电影不可以上，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感觉快要上了的时候，突然说这个电影不可以上。在三里屯，我经过就看到一个海报的地方，就换了一个新的电影海报，那时候我就(心想)，这个电影可以上了，但我的电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上，最重要就是我觉得因为很多人付出太多了，最担心就是大家努力做出来的东西没有机会给所有人看。

随后，江老板做了一个决定——重拍《捉妖记》。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之前搭的景都没了、都烧了，然后之前的道具也没了，衣服也不知道放到哪里了，这些东西都要重新再做，但是我觉得很幸运，因为后来我们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回来重拍《捉妖记》，白百何也拍了两遍，她没有怨言，我问她：“百何，你为什么可以比第一次演得更好?”她就说：“导演，我是专业演员啊，过了一年我会进步的。“但其实真的就是因为她很用心，她看到整个团队很同心地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们知道哪一部分是重拍的吗?你们看到井柏然就是重拍的了。他头一天来的时候没有演员跟他对戏，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跟空气演。那个时候井宝就问：“导演，这是什么电影啊?为什么也没有场景，也没有演员，就我自己一个人坐在这边，对着空气。”比如说你一个镜头看到井柏然，然后另外一个镜头是没有井柏然，另外这一边的白百何可能是一年前的。我觉得我也对不起他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时间很紧张，就每一天要拍很多东西，有的镜头拍了四十几遍我才过，但井宝也很努力地跟我们配合，他也没有怨言。大概一个多星期之后他慢慢就进入状态了，就突然那一天早上他演戏的时候，我在屏幕上看他的表演，就觉得他完全变成戏里面的那个人了。那天我跟他说：“井宝，你是宋天荫了。”

虽然拍第二遍的时候很辛苦，时间也很紧张，但真的就是大家都很努力，也很开心。我拍电影，我拍实拍电影真的是头一次，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跟他们去学的，我觉得你有心的话，是可以学到老的，我觉得，一边学的时候，你会变得越来越觉得年轻，所以我也可以看起来也年轻，所以有机会多学，好吗。

其实做动画是这样的，比如我喜欢做动画，因为动画是很神奇的，你画了一些东西，你把它同时间给人家看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动起来，就感觉有生命了。大概在念大学的时候，头一次碰到动画，但没有想过这个可以赚钱的。所以毕业之后，我也是跟很多人一样，去广告公司做设计。后来有一个机会，老师的一个朋友来了香港，开一个小小的动画公司，去到这个公司之后，我看到人家在画动画就觉得，这个是应该我来的地方。那是1985年，三十年前，所以我做动画做了三十年了。

毕业之后，其实我的老师是很想我做包装设计，介绍我去一个公司去应聘，那我就很兴奋地就把我所有的作品带过去给人家看，过了两天我问我老师：“怎么样?我应聘这个公司他们会请我吗?”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我的东西做得不错，然后老师就跟我说：“那个公司打电话过来问，你为什么介绍一个小朋友来来我们公司。”所以那个公司就没有聘我。你看我现在年纪都一把了，还是这个样子，我二十岁的时候，就真的像一个十几岁的小孩。

后来美国的这个公司，他们说对我有兴趣因为他们看过我的作品，要我飞过去美国跟他们聊。当然我就紧张，因为首先我英文说得不好，还有另外就是我觉得，你喜欢我的作品，但你看到我真人的时候，可能就觉得，你这个人为什么这样?但去到那边跟他们聊完之后，他觉得这个人真的就对动画有热忱，然后他们后来就给我机会，就去美国工作。

到美国工作也不容易，因为我英文说得不好，开头的时候我在公司里面不敢走来走去，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因为一出去走路的时候，碰到同事就要聊天，然后聊天一说英文我就很怕，然后他们说到一些东西，很好笑的时候，他们笑，我通常都是比他们慢两秒，因为我听不懂，但听不懂我也希望就是自己在那个环境里面，跟他们融在一起，所以他们笑，我也会装着懂地笑。我记得有一次，在做电影《小蚁雄兵》，我画了故事板，把很多情节的东西都画出来，给老板看的时候，就要说英文嘛，就是解释每一张图它们在做什么。我说到几张图之后，老板就跟我说：“停!”当时我记得有大概四十个同事坐在那边，在听我说，然后老板说停，然后我就停下来就问老板：“怎么了?”老板就说：“raman(拉曼)，刚刚你说的东西，我一句都听不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重复再说一遍了，但他还是说：“不好意思，我真的听不懂。”就那个时候，我就整张脸都红了，因为那个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四十多个同事在看我的东西，但老板听不懂。后来当时《小蚁雄兵》的导演他就过来帮我，把我没有说完的东西说完了，我就站在旁边听，但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想：哎呀，完蛋了，就是我做的东西可以，我可以画，我可以把动画做好，但是我不懂得把这些东西讲好。后来公司就跟我说：“raman(拉曼)，其实你做的东西很好，只是你的英文不够好，你介不介意，就是我们找一个老师把你的英文学习好?”我说：“当然不介意了，谁付钱啊?”“当然公司付钱啊。”“那更不介意了。”学习了之后，过了大概两三年吧，同一个老板有一天突然就跟我说：“raman(拉曼)，你的英文为什么说得这么好了，《怪物史莱克》在好莱坞有一个发布会，就hollywoodforeignpres，那天想你去演讲。”我说：“可以吗?”“可以啊，你的英文可以了。”

对，其实刚刚我说的东西，跟动画都很有关系，因为做动画也是一样，就是你不可以说一步就登天的，你真的要慢慢把东西做出来，观众也看得出你是不是用心去把这些东西，很细的东西放进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像最近因为电影已经做完了，我也不需要再看动画镜头了，有的时候也会想胡巴，之前忙得要命的动画师也会问我：“导演，有没有新的胡巴的动画可以做?”因为他们也想胡巴。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胡巴是活的，就真的就是有生命的，但可能你会说我们傻，但就是因为我们傻所以才可以做到好像《捉妖记》这样的电影。做每一样东西都是，你要真的对它有感情才可以做得好。我也希望你们在将来工作的时候，找一些你们有感情、你们有热情去做的东西，我觉得会做得越来越好的。所以其实最重要就是，要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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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叫常石磊，我是做音乐的。从小就学音乐所以我非常庆幸能够站在这，以一个音乐人的一个状态跟大家认识。我觉得自己其实承受不起演讲者这个角色，很感谢节目组能打电话让我来，给我机会让我跟大家聊天吧。我不觉得自己算是演讲，就是分享一个宅男的生活是怎么样子，我还是按时间轴来说吧。这样我可以稍微理智一点，不然我会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

我小时候身体不是特别好，只能在家里面待着，我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弹琴。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网络，没有那么多的娱乐节目，唯一的一点点娱乐就是电台还有磁带。我记得我听的：“让我一次”这首歌是在一盘相声带里。因为那个时候是磁带的时代，b面有一大堆，相声讲完了，磁带空间还剩。所以公司就放了两首流行歌曲，当时觉得太好听了就每天跟着唱。到了网络时代的时候，我的生活就改变了，我想我从小那么爱听的那么多歌手的音乐伴奏带网上全部都有，我可以把我自己唱昏过去，因为以前没有这些伴奏带，我没法唱。从那天开始我就疯狂地爱上了唱歌。就是一天我最多可以唱二十个小时，其实是很不科学的，但是没办法就像中了瘾一样，就每天就在唱唱唱，不停唱。而且我还发现网络上有跟我有一样兴趣爱好的人，他们会在一起唱歌一起分享唱歌的快乐，一起去唱歌的聊天室然后一起在聊天室里面排队等着唱歌，所以我进入了聊天室以后我就发现，（网络）对面唱歌非常好听的姑娘，她很有可能是一个有成就的人（也）可能是一个环卫工人，她很喜欢到网络上交流，然后喜欢唱歌。当时我就发现，除了音乐、唱歌之外，还有这么多有趣的生活。

20xx年陈其钢老师发现我跟方琼老师唱的一首歌，陈其钢是非常著名的作曲家也是改变我的生活道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发现我的唱歌方式挺有趣的，然后从那天开始我的生活就变了。陈老师把我带到了北京然后让我进入了奥运会开幕式的音乐的团队。那段时间就经常去做别人要求的音乐，不是自己要求的音乐，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困难。尤其是我从小到大就是搞音乐，本来就已经挺自我的了，我在大学是那种满嘴脏话的人，你可能不太相信，现在已经说了大概三五千字吧，没有说脏话了，以前绝对做不到。因为我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个地方我不想用这个和弦，行不行？不行，因为你用了别的和弦老百姓听不懂啊，你这是做奥运音乐，你要让别人听懂你的音乐，那我就要做一些调整。，想唱这个调，你能不能高一点让我嗓子觉得舒服？不行，这个调你跟女生配在一起不行。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到处都要有棱有坎儿的。你知道吗？特别不爽，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特别痛苦，非常极度了已经，简直是受不了了！我想回家了。但是还好我有音乐，还好我热爱音乐，还好音乐总能在我最不爽的时候可以安抚我，它总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它永远没有能力放弃我，所以有的时候，我要跟别人去工作的时候，我要去唱一些我被指定唱的歌的时候，我要去做一些我被指定做的编曲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可以去娱乐一下别人，我可以让别人高兴我也挺好的，从这种一点点的事情开始我就会有变化，我还记得当时，我刚到公司的时候我跟我们公司说，我要创作一首歌叫做作《中国年》，编得特别有个性然后唱得很r＆b（节奏布鲁斯），然后人家说，这个我们听不懂，这个有点过呀，我说什么听不懂的，我自己还觉得唱得贼牛的。你知道吗？各种炫技，反正你们也做不到，反正我一个人唱就好了，他说不行这个，再改一改吧，石头，很不爽，再改，去掉一些花儿，最后改了七遍都不行。我现在回想到那件事情，我非常要感谢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因为他们不断地告诉我要改，告诉我要变化，告诉我你既要遵循自己也不能放弃你工作的这件事情，不是只唱给自己听的，你要让大家听。我非常感谢《中国年》改了那么多次，让我觉得音乐它只要存在它就是有道理的，要尊重音乐。唱歌吗？唱，唱个什么呢？《山楂树》？《相随永远》？《相随永远》这有歌迷，谢谢。《哥哥》？《high歌》？你知道吗？在这种时候吧，我想跟你讲一个我心里的想法，就是大家都在期望你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你内心一定是那么想的，尤其是很多的艺人可能是他出去的样子形象，他可能是那样子，但是可能内心他并不一定是那个样子，当时我就在想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做哪一个我呢？我是要做我自己喜欢的我呢？还是要做大家认为喜欢的我呢？后来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我无论如何还有音乐在。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应该接受大家，我应该去唱，大家想听我唱的歌，因为没有大家就没有我了。所以，你们说吧，我要唱什么歌？《山楂树》？《山楂树》啊？好，唱《山楂树》吧。

歌声轻轻荡漾。

在黄昏的水面上。

暮色中的工厂。

已发出闪光。

列车飞快奔驰。

车窗的灯火辉煌。

山楂树下俩青年在把我盼望。

啊茂密的山楂树。

白花满树开放。

我们的山楂树呀。

它为何悲伤。

谢谢，我觉得我也说够多的了，然后非常开心能够认识大家，虽然不知道你们叫什么，但是我们刚才在空气中有交流。谢谢你们的那个笑声给我更多的鼓励，让我们这些人有的时候在台上的时候，想到你们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挺幸运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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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是通过《传奇》认识了我，那《传奇》这首歌是在xx年，今年正好xx年，差十年前写的一首歌曲。它是我第一张唱片的第九首歌，其实是一个很被忽视的一首歌曲。

有次采访许戈辉问我，她说李健，十年了，是不是对你来讲是一个里程碑?我想想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就算了，碑很不吉利。

十年应该可以总结一下，所以我今天来的时候，我翻了翻以前的那些日记。那我就从这个最早的一个下午(说起)，那是1988年6月23日的一个下午，当时我坐在家里，看着阳台外面，突然间有个想法说，能不能我学门儿乐器。因为之前看了好几个电影，都跟吉他有关，跟钢琴、跟口琴(有关)。口琴是没法学，因为学完之后就没法唱了，钢琴呢又大又贵，就算了，吉他我觉得应该可以。所以我就看一个小广告，好像是各种吉他班，有二十块钱、三十块钱(一个月)，我看了一个四块钱的，当时也比较懂事，希望能够省点儿钱，就报了一个四块钱的吉他班。但是如果继续学下去呢，就开始涨价了，然后呢，帮老师调琴啊、扫地，老师就没收我学费，然后让我继续跟着学下去。

说心里话我也没太想过到底是什么理想，我觉得在我的少年时光里面找到了音乐，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从此之后有了很多精神世界。当时(和)现在很多这个学生讲说，为了追女孩儿才学吉他，但我当时真不是，还是很被音乐、被吉他所迷恋。

其实我小的时候对自己唱并不自信，因为小的时候是跟爸爸学京剧，把那噪子唱得很哑，后来哑了之后呢，就不愿意多说话，老师也不愿意叫你，多多少少有点儿沉默，所以养成了一个自言自语的一个习惯。我想很多时候还是因为孤独，才会自言自语，孤独导致幻想，幻想导致创作，我想这是一个特别地一个好的说法。我也说不清这种孤独感，到底是什么。

其实直到大学的时候，对我来讲才真正意味着成长。我们班有四个女同学，二十九个男生，女生长得都非常地善良，长得也很端庄，但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其实这样也很好，大学时候就可以安安静静地看书、学习。我在中学成绩很好，没有太费什么力量都能做到前几名，那清华就不一样了。

我们宿舍有六个人，每个人都有一技之长，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的上铺是一个对哲学很感兴趣的人，当时他大一的时候就看黑格尔。另外一个同学是不停地学语言，学英语、学日语、学法语、学德语，当我们做阅读理解的时候，很难读懂的时候，他却暗暗地点头说这人的文笔还不错。所以会发现有很多人，他在各个方面有很多特长。

学习呢也有一些奥林匹克数学金牌、物理金牌在我们班里，他们也不费什么力量就总是能考到97啊98(分)。甚至有人达到105分，你知道为什么会有105分，因为答得特别好，所以教授多给了五分。但对我来讲不一样，我觉得我可以通过努力、通过勤奋，六七十分、顶多八十分算不错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学数学、学物理都是有很多区分的，有很多需要天赋的。

但是我参加的一些歌唱比赛，只要我能参加的比赛，基本(上)成绩都很好，或者是不谦虚地说，都是第一名。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有鼓励的。

大学毕业时候，好像刚刚有人会了解了我一些，原来李健并不是天天拿着吉他就玩儿啊闹啊，他还写了一些作品。当时我还开了一个大学毕业的一个音乐会，那个会上让一些教授们了解了，啊，他还真是学东西。我想说今天主要讲的是，有些才能只有时间才能证明给你。

但那个鼓励随着毕业就烟消云散，我毕业之后去了广电总局，当了一个网络工程师，带着所有像今天的朋友一样对社会、对未来的一个憧憬，就去工作。工作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打击，为什么说是打击，因为你在清华里面的时候，被称为天之骄子，但你到社会的时候，基本就是最无力的一群人，因为你刚刚毕业，我想今天你们依然是这样。你发现你所做的工作，跟你学的完全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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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讲的题目是——汉字是什么？书法是什么？每一个话题的提出必须具有问题意识。第一个问题，就说我们的汉字是不是用笔写出来的？我想大家应该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我们的汉字当然是用笔写的。可是当我把这个问题倒过来问一下，如果你认为汉字是写出来的，那么你今天在打电脑，在用手机的时候，你的汉字是写的还是键盘打的？好，写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教学生写字的时候，先横后竖，先撇后捺有没有？笔顺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那就证明汉字的构字，书写的过程它是有规则的，可是我现在想问一问各位，在键盘里边打拼音你是在书写还是在拼写？拼写，在座的同学有多少是用书写在手机上发短信的，发微信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没举手，那就应该是拼写占了我们今天对于汉字的认知的第一步，它其实已经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五十年代的汉语拼音对于中国的汉字的普及、文化的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了拼音大家读音统一，然后开始认字，开始识字，开始写字，到现在这样的贡献有没有负面的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孩子学完汉语拼音以后，他就用汉语拼音认识了汉字。汉字最早的第一个进入到你记忆里边的一个要素是abcd的字母，而不是点横撇捺的笔顺。大家觉得汉字遗传几千年，几百代传下来的遗传密码会不会在几代人里面消失掉？有没有可能？你现在认识汉字只是结果是汉字而已，你所有的构成的过程，你对它的逐渐推进的认知过程全部都是拼音，全部都是英文字母。

我们可以用几个字来举一个例子，来向大家解释一下汉字之美。

好，这个是一个古代的“台”字，大家看这个台字像不像一个宝塔？一个汉字，上面是一个土，然后中间这个部分有房梁，有屋檐，下面有柱子，有下面的地基，这样的字它仅仅是一个符号吗？不是，你从这个字里面你就能看到我们中国古代人在造字的时候他的那种意匠，这个是汉代，写的。好，再走第二个，这个是唐代欧阳询的九成宫的台字，四方。大家有没有发现用毛笔在写的时候，中间这个口字是左边虚右边实，右边那个转折笔画会非常粗，让它变成一个非常“著实”的这么一个印象，然后这个横笔它会比较细，因为石刻的效果，然后把左右两边的“门窗”给关严，有没有这个感觉，中间的中轴线非常地挺拔，你在这里边能看到健康、挺拔、稳重，你都能找到这样的感觉。再看第三个，这是一个钢笔字，这已经是随便手写的，它给我们的传递的审美信息已经开始弱化。再看第四个，因为要简便，我们就慢慢地开始把它原有的丰富的遗传基因给流失掉了。

大家想一想，古埃及文化是怎么消灭的？就是因为方便。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到今天为止还是灿烂辉煌，其中有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汉字不灭，书写笔顺、笔划的不灭。对你们来说，其实拼音代表的就是一个西方文化，我们不是说拒绝西方文化，你可以选择拼音，但是你有没有一个对汉字笔划构成的一个认真地关注，甚至对它表示敬畏？这是老祖宗多少代人传下来的。当写字成为我们大家的慢慢地再重新恢复这个传统以后，我们就要开始研究汉字作为一个文化的承传，它非常重要，但是同时，汉字里面还天然地携带美的基因。那么这个美的基因里面它还有很多的国学的伦理方面的一些要素。

第二组例子，我们就找了这个“信”，人言为信，人无信不立，孔夫子说的。所以这个字背后是有强大的中国儒家文化的国学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第一个信字，睡虎地秦简的这个信字，这个信字下面的口很大，所有的字都挤到一起，因为这个竹简的简的幅宽可能很窄，所以它就全挤在一起，武威汉简是在西北，这个时候的毛笔一看它的灵敏度就很高，所以它写的是比较疏朗，它是松开了。还有第三个是马王堆的帛书，它是在绢帛上，织物它比较粗，所以它那个笔画老是在上面有斑斑驳驳，但是这个字的写法是一个帛书的写法。第四个信字，在这里边最好看，你看第二笔的横笔，简直像一个舞蹈，像一个袖子的一个飘动，上下三横和一个口缩得很紧，形成一个疏和密之间的交叉，疏和密，宽和窄的交叉。而第五个信字，就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一个规范。所以在这里面你能看到人，你能说这个人很庄重，那个人很厚重，某一个人非常地飘逸，你能在这里面追加进去各种各样你的想法，因为它的图像给你这样的一个意识，但是到了印刷体就没有了，到了这样更是连字都没有。

通过这些范字我们要讲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书法的魅力和写字还不一样，它们互相之间血肉相连。没有汉字，没有毛笔字，就没有书法，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书法又不仅仅是写毛笔字，书法是一个表达，一个倾诉，一个传递我们审美的感觉。我们经常跟学生说，某一笔，你看看这一笔是不是？它挑出去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吧？有没有看过京剧演员是怎么挥手的，怎么在舞马鞭的，他是怎么在表达的。每一个人的表达不一样，你的表达为什么一样？很多情况下，我们在写书法的时候，看书法的时候，是看字不是字，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很美的造型，很漂亮的一段舞蹈，很好的一段乐章，每一笔线条都是我们欣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口。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最后，汉字和它的书法，当然它有实用和艺术之分，对我们来说，汉字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中华民族的精髓，五千年的中国的文化就是靠汉字承载下来的。汉字是我的根基，是我的传统的最核心的部分，这个汉字是我必须要遵守的，要守护的东西！我说为什么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要去适应这个科技，能不能有一批科学家，他能够让机器、电脑、互联网来适应我们的汉字。到底是它为我们用，还是我们为它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的是坚守。而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根基只要守护，它是千古不灭！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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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很高兴。因为今天是一个好日子，今年就是一个好日子。为什么？因为是咱们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这个月份。1945年，就是8月，我小学毕业宣布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现在我恰恰赶上这个月，来跟大伙见面。能说说我的事，所以我特别高兴。

1931年九一八，我还没出生。1937年七七事变，我三岁半。就在7月，我就跟随全家，开始投入抗战的洪流。当时叫逃难，就等于是把一个孩子，在温室里的一朵花，一下子扔到野外去生长。我就记得我跟我妈妈他们，坐上一个大卡车，跟很多很多人在一块，直奔第一个地方叫南阳，也是河南。当时根本没有吃的，我就记得大片大片金黄的麦子，已经没人收割了。可是我太饿了，其他人也饿了。我们把车停下来，我们家大人跳下去，撸一把很饱满的麦穗，点上火，烧一烧，搓一搓，吹一吹，吃吧，这就是饭。我就吃着这个麦粒，就这样一直到了南阳。

我们在南阳，大人就每天讲战况怎么样怎么样。之后从南阳到了武汉。在南阳的时候，我就问我的爸爸，我说：爸爸，我们为什么要逃难？日本人为什么要打到我们中国来？一个三岁半的孩子，她不明白。我爸爸说了两句话：日本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日本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这是我最初记住的两句话。等到了武汉，我发现我看见的，完全不是一盘散沙和东亚病夫。整个的武汉，就是一个掀起了抗日狂潮的大群体，满街都是人。那么多的集会，大家在演讲、在喊口号、在唱歌。就是这样一种氛围，包围着一个这么小的孩子。

有一天我的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了一个很大很大，比这个舞台还要大得多的一个献金台。当时就是用木板搭的一个比较高的台子。你去献你的钱和你的金子。很多妇女就当场把自个的金项链、金手镯、金耳环摘下来，献在一个箱子里，钱就献在另一个箱子里。而后有一个厚厚的本子，打开用毛笔写上你的名字。我一看见这样的情况，我特别着急。我说：爸爸，我们献不献？我们献吗？爸爸说：献！好不容易轮到我了，爸爸把我抱上去。因为我太小了，他就把我搁在他的肩膀上。上了献金台以后，爸爸把我放下来。我妈妈就用一个毛巾，包了一包银圆递给我。我爸爸就和我一块，把银元倒在那个献金箱子里边，而后抓着我的手，在献金簿上了写了三个字王小棠。大小的小，海棠的棠，我以前叫这个名字。我当时已经知道，钱和这些东西，是要去造枪炮打日本鬼子的。所以写完了我的名字之后，我就张手让爸爸再把我抱起来，然后我就伸出拳头喊了一句：打倒日本鬼子！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在台上说：同胞们，你们看三岁的小妹妹，都要打倒日本鬼子。我们一定会胜利！

可是等来等去，却听说日本鬼子已经快接近了，要在武汉会战。10月24号国军撤出来，25号成为真空，26号就进来人，27号真正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占领了武汉以后，就成为他们整个的飞机的基地。所有的飞机从武汉起飞，到重庆去轰炸我们。5年半的战略轰炸。我们就跟着我的妈妈，从宜昌到万县，从万县到涪陵，从涪陵再到重庆。为什么走得这么复杂？因为这个时候，我母亲生了我的弟弟。我的弟弟40天以后，我们从涪陵到了重庆。

1939年的4月下旬，日本飞机进行5年半的战略轰炸。什么时候不炸呢？冬天雾大了，看不见了，我上学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它就不炸了。那么晴朗的天它就会开始轰炸。4月底肯定没有雾了，我们到了重庆不到10天，就赶上了当时的举世闻名的五三五四大轰炸。

那时的我不懂，不知道什么叫大轰炸，又没有听过。到5月3号大晴天，一大早就有人在制高点上，挂上了一个红球，一个很大很大的红球。意思是告诉你叫有消息，就是今天飞机要来。而后很快再升一个红球，两个，意思是空袭警报，就在一个钟头之内，敌机要到重庆，这个时候你要躲到防空洞里。重庆是个山城，挖了很多防空洞。那时我们刚到重庆也不太熟。全家就进到了一个防空洞里面，紧急警报的时候一拉。那就是，飞机到了万县拉空袭警报，到了涪陵拉紧急警报。等两个红球落下来，就听得见那个飞机很沉重，因为带了很多炸弹，轰隆隆就来了。我们全家都在防空洞里。这一天它就轮番地炸，轮番地炸。我们一直就没有吃饭。中饭不能吃，晚饭也没有吃。我们家，当时跟着我们一起来了一个叫万历堂的厨子，河南封丘人。他说我回家去拿点吃的吧，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正好赶上一个飞机的空档，没有炸。过一会儿他回来了。这个人我特别喜欢，平常总是笑呵呵的，可是这次他回来的时候，脸色特别难看。他把他的馍，就是馒头，递给我们吃，他却不吃，就在那儿这么待着。我妈说：你怎么了？他也不说话。我妈妈又问：你怎么了万历堂？他说：我回去拿馍的时候，那个女房东叫我。我一看她在大门口，躺在那个门边。她那肚子里的肠子已经流出来了。她叫我把肠子，给她放到肚子里边去。我给她放进去之后，就进去拿馍。等我出来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就这样，我们大家听了全傻了。一个三岁多，不到四岁的孩子，对死的概念不是很清楚。我妈就说：这么好的天明天还得来。这是5月3号，到了5月4号，我妈就有主意了。她找了一个挑夫弄两个筐，这头搁着我一个多月的弟弟，另一头搁我们家里，他们喜欢的什么瓶子，什么画画用的，他们认为好的东西，让挑夫挑着。果然空袭警报来得特别厉害，人流就整个向防空洞里涌。我们走到防空洞门口，我妈一回头发现挑夫没有了，她说：怎么啦？怎么啦？在哪儿？但是根本容不得她想，人流就把她涌进去了。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弟弟了，我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弟弟特别宝贝，但偏偏他没了，才一个多月。我妈就不断地说：到哪儿去了？他们会到哪儿啊？我爸爸说：没关系，没关系，他们会找另外一个防空洞的，没关系。一直挨到晚上，结束警报出去。外头一片火海，地下全是死尸。没有办法，我妈妈急得要命，找不着孩子，找不着儿子了。我们说：回家吧，回家吧。我父亲说：回家，可能他们已经先到家了。等一到家里，没有了，没有家了，已经被炸成瓦砾了，我们无家可归了。我当时急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我很大了。我妈妈急得直哭，我说：妈妈你不要哭，我去找弟弟。妈妈说：你不许去，（等会）连你也丢了。我认为我已经很大了，但是我只能做找弟弟的事，别的事我做不了。过了两天到第三天，在一个难民收容所，我们把我弟弟找到了。还行，他还活着，还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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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长征七号”火箭首飞的成功对我们国家未来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的建设意义非常重大。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未来要建设空间实验室，再进一步发展要建设有人长期驻留的空间站，人在上面必须要有地面定期给他发射货用飞船来补给，解决吃喝的问题，还包括上面做科学实验需要的仪器设备等等。补给的话，要求火箭的运载能力必须大于十三吨。可是我们国家以前的运载火箭低轨的运载能力最大也就八吨多，要达到十三吨以上的运载能力需要新研制一些运载火箭。“长征七号”火箭就是在这样的要求下，我们从八年前开始研制的新一代运载火箭，所以这个任务是非常光荣而艰巨的。

新型运载火箭的研制，可以说是挑战极限，把工作做到极致。我们“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捆绑了四个助推器，助推器直径是2.25米。其中助推器的上面有一个液态氧的储箱，这个液态氧的储箱壁厚最薄的地方是1.8毫米，铝合金制造的1.8毫米，比一般厚一点的纸也厚不了多少。火箭整个研制就“斤斤计较”到这个程度，既要满足火箭在加注发射过程中的载荷，同时又要把它的重量做到最轻。大家知道它里面装了多少推进剂吗？液态氧50吨！五万公斤的液态氧，就装在这么一个薄薄的1.8毫米厚的储箱里。我们火箭研制一直在挑战极限，一直在追求极致，这就是火箭研制人员的使命。

对于“长征七号”火箭，我们研制起步是从20xx年开始的，全面研制工作是从20xx年开始的，经历了8到10年的过程。火箭起飞以后，从飞行表演到最后入轨就10分钟，600秒，但底下是数以千计的研制人员花费10年的时间。这10年的功夫造就了这10分钟、600秒的成功。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

这个火箭我们给上级机关承诺，20xx年12月15日从天津港出发。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天津公司总装车间的一百多号人员，在那三四个月每天晚上干到两三点钟以后。他们提出口号“12点之前不叫加班”——晚上12点之前不叫加班。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实际上也就是休息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八点上班继续干。我们一天都没有拖，12月15日那天准时把产品送到了天津港，这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我们都在天津，那天晚上做到了十二点以后。当加载人员一级一级加载，最后说加到了合格载荷时，现场一片欢声。我们中有两位，一位设计人员，一位试验人员，两个大小伙子，就在我眼前，紧张地拥抱在一起，长时间地拥抱在一起。非常的不容易。我也在现场，在没有到合格载荷之前，我的心也是提到了嗓子眼。确实是那样，大家心里知道，一旦不成功，意味着后边整个型号的研制进度会推迟多少。我们静载试验的设计负责人是一个小女孩，很年轻，姓张，叫张薇。在到合格载荷之前大家都非常紧张，到了合格载荷以后大家都非常高兴。这个小女孩当时一下就哭了，眼泪汪汪的。那种自己身上沉甸甸的责任，千斤重担实际上远远不止，是千吨的重担，就是这种感受。

发射成功以后，我们走出了发射场，到文昌海边转一转。正好有个小店，我们研制团队的同志就在那个小店吃了顿饭。那个店老板姓梅，梅花的梅。梅老板一听说我们是“长征七号”火箭研制团队人员，非常地高兴。他跟我们说，这个火箭很神奇啊，我说怎么神奇了，他说原来说的25号晚上八点发射，你们真是做到按时发射，我说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他说这个火箭有多重啊，我说六百吨。他说很神奇啊，把六百吨的东西一下就托起来，准确地入轨，太了不得了。他说那天发射的时候，他的小店边上坐满了人，周围有好多人进到他的小店里要从海边看火箭起飞的整个过程。他的店边上有两棵椰子树，可能挡了视线，最后老板说我下决心，把两棵椰子树砍掉，让大家能够看见火箭起飞的那个时刻。火箭八点钟准时点火起飞以后，他说周围好多老百姓都在看火箭发射，大家都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好多人都在喊“中国万岁”。我一听梅老板这些话，也是非常感动。我们研制团队并不孤独，因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有人民在关心我们，在支持我们。所以回想起来，尽管大家这过去八年的付出很辛苦，但是看到火箭飞行成功了，还是觉得非常值得。

当然这一次，大家也非常关注我们火箭在研制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比如这次火箭研制全流程采用了数字化技术，设计、生产制造、试验，整个生产过程中没有一张图纸，都是从计算机中间的三维模型进行生产制造，进行试验验证。这使我们国家中大型火箭的研制技术水平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和国际的水平应该是接轨了。这将来就是作为我们新一代中型火箭的基本型，以这个基本型为构型，通过模块的组合可以形成一个新一代中型火箭的系列，满足我们国家未来一二十年甚至更远的需求，可以发射更大更重的卫星。

通过“长征七号”火箭的研制，我们又带领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在发射场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们研制团队的花名册，我们整个研制团队一线的人员绝大部分年龄在30到35岁之间。他们非常幸运，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有这个非常荣幸的机会从头到尾经历了火箭研()制的全流程。我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加入航天队伍的，当时我们也非常幸运，参加了载人航天长征二号f火箭的研制。新一代的航天队伍是我们培养出来的，这是我们最为宝贵的一笔财富。我相信这批人员将来可以再带领新的同志把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提高到一个更高更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