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写心得体会，我们可以更好地反思和总结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经验，从而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这些范文也许能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和思考某个问题或经历。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秦以前的中国，基本上为封建诸侯统治，没有形成体系。
秦汉才开始施行统一政府管理，中央设政府，地方设郡县。
皇帝世袭担任，政府里的官职则或推荐或考取不一定能世袭担任。
中国有着读书人治天下的悠久历史。
皇帝身边，来来去去的有门第贵族、军事集团、宦官团体，但一直有着读书人的身影。
后来，朝代更迭，皇帝无数次易主，但政府这一形式已经确立，后续大多是在此基础上的更变。
汉代为宰相治理全国；唐代三省六部制；明代则废除宰相由皇帝全权负责。
这些治理方法有好的一方面也存在弊端。
汉代宰相治理全国权利相对统一，有利于集中统治。宰相就有可能篡夺年幼皇帝的权利，形成外戚夺权，发展家族势力。
唐代三省六部制一方面把权利分给部门，决策时进行民主讨论，另一方面权利分散，容易造成互相推诿扯皮，不利于政务执行。
明代废除宰相由皇帝负责，权利也相对集中，但是有的皇帝几十年没有上过朝，在内阁办理事务，于是大臣和皇帝隔绝，给了太监可乘之机。
上面说的还只是各个朝代的政府组织，书中还讲述了各个朝代选拔任用人才的方式、对人民进行户籍管理及税收的方式、兵役及军队的运行模式等等，我就不一一细说了。
这本书，让我对政治制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制度是活的，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定是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时期所产生的，肯定是有利也有弊的。
我们不能仅仅用现在的标准去完全推翻当时的制度，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中吸取好的经验，防范有可能产生的弊端。
这本书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每个朝代详述框架如下：
政府：
1、权职——皇室及官员组织架构;。
2、保政——兵役制;。
3、养政——田赋税;。
4、兴政——科举制;。
不仅历朝代政府是以此框架进行权力巩固，共产党也同样不例外。
中国5千年历史断不可以“专制黑暗”四字一笔形容，正如之前所悟任何一个事物的兴起，必定与当下的“社会网络”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唐朝：在汉的基础之上，对宰相权力进行了分割、地方政府放权以及商业不收税，旨在不让民间有穷人，所以华夏大地一片欣欣向荣;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社会健全的福利制度;不让民众过穷，却不限制民众过富。
清朝：专权的极致表现，所有手段只为巩固“满清”部族的统治所立，根本无制度可言;。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中国古代的政治政治制度并非一层不变的，也绝非简简单单的封建专制所能形容。
首先封建一词更是与中国实际大不相符，中国古代社会的地主并鲜少拥有西方领土地主式的政治资本，地方最高权力机关多是中央力量的在地方的延伸，正是所谓中央集权(当然这同样表现为一个过程)。而即使是西周的分封制也与西方的封建制大不相同，西方的封建更多是中央权力不足以对地方进行控制，而自下而上产生的一种封建制，而西周的分封制则是中央为巩固政权而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种制度。
而专制也并非完全，首先是专制的主体到底是地主还是皇权，如果是说地主专制显然并不符和实际情况，事实上，古代的科举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良好的社会流动性。和古代西方社会相比，古代中国可以算是一个开放社会而非封闭社会。而皇权专制尽管在明清之际发展到顶峰，但在从秦汉到唐宋很长一段时间都有着相权的制约。
2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与文化相适应的，文化是制度合法和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在我们谈论中国人的奴性时，并不能把古代的某一阶级假想成为一群在主观层面上刻意为之的阴谋者，或者，至少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尽管中国政治文化中，没有人权的思想，但也绝非将民众简单地看做的奴才，中国古代崇尚的贤人政治，即有着良好德行的士大夫有着责任和义务兼济天下苍生，这里并不存在权利被剥夺的概念。所以，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与文化相适应的，文化是制度合法和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3、制度的激发善和惩治恶。
贤人政治的理想自然是以孔孟之道为蓝本，也有一种说辞是孔孟之道本就是地主阶级进行压迫的思想宣传工具。思想宣传工具确属于值得商榷的概念，但统治者的利用也应该是一定存在的事实，要不然孔子也不会周游列国却终不得志。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过分仰仗统治者政治德行，或者是一个不惩恶的制度，若有个好皇帝、好父母官，便是百姓之福，若碰到个坏皇帝、坏官员，便是百姓之祸。人性之恶鲜有制度性的约束。似乎又回去那个司空见惯的观念，好的制度一定是激发善而惩治恶的，至少在传统的权威失去合法性的现代是这样的。
这是一本小书，很短，比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还要短小精干许多。里面的语句有时乍一看似信手拈来，但继续看下去便知须是学力深厚才能如此举重若轻。抛开了复杂的人事，专注于制度上的变更，这本书在这个角度上让人对以前的历史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传统的历史书更多是如史记一般记录事件，制度的设置都是隐藏在纷繁的人事之后的。在这本书里，将政治制度单拎出来讲，对非治史的读者而言，是的确方便许多。
钱穆写这本书时，恰是中华文明的低潮期，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传承，许多人都生出了怀疑之心，而倾心于英美。当时不乏倾向于对历史绝对否定的人，所以在该书中，钱穆反反复复地提到了一个意思，评价古代的政治体制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绝不能以一句封建腐朽就来一棍子打死。既然当时的政治体制可以如此建立，就说明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符合当时的国家状况的。如此从这本书中，也可以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中那些起起伏伏，对自己的国家历史有更好的理解，而远不是一句封建专制能概括得完的。
看这本书，有两点感受较深。
一是，久而久之制度都会失去自我调节的能力，和现实状况脱节。这使得在朝代的后来，都无法通过自我调节来解决新的问题，由此只能来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方能让国家机器在废墟中重新开始。除开宋朝这种先天国防弱势的之外，其他朝代更多的是在土地政策或者税赋政策，亦或人事政策上出了问题，埋下了动荡的隐患，然后在战火中覆灭。读完后感觉这种僵化似乎无一例外，就算是有所谓中兴亦或变法，也多是以失败告终，更多的还是无济于事，只能迎来最后的改朝换代。
ispower”这里的power也可以解释为权力。权力是希望继承的，是希望能够可控地传承的，或是积极地扩张，但这种个人的愿望和国家的需求又是相悖的。由此裂缝产生的破坏力，又会是改朝换代时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就如明朝一般。如何处理好官僚集团，文人集团和国家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又是历代的变革核心之一。但最终走到清朝时，这种改变也走到尽头，毕竟满清是外来政权，对于政治体制的设计，考量更多的还是如何稳定自身的异族统治，此处的私心不是以往的汉人政权所有的。而对官僚系统与文人集团的关系进行平衡，几乎每个朝代都在进行着这种动作，由此看来，或许49年后的种种动荡也有这一意味。
如果有时间，一口气看上两遍三遍多好啊。现今时代虽然书籍泛滥，然而大浪淘沙，经过时间洗礼的经典果然是经得起推敲细阅，很难有书在看第一遍中段时候就想着什么时候要看多一次，其内容博大，深入浅出又梳理得透彻清晰。
书中讲到中国史里五个最重要的朝代：汉唐宋明清的政府组织、经济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兵役制度等，可由中一览中国历史之全进程。
钱穆讲历史总结如下几点精髓：
1.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干燥乏味。
2.任何一制度绝不孤立存在，各制度之间必互相配合，形成整套。
3.某一制度之创立，必有其渊源，不是凭空忽然而来，其消失也并非无端而是渐渐变质的后果。即是制度虽成文却也跟随人事而有变动。
4.某一制度的创立在其当时代必然有外在需要和内在用意，不为后人所了解，时代更替，制度不存，不可单凭异代人主观的意见和悬空的推论，判断一制度在其时代的实际需要和真确的用意。
5.任何一制度，绝不会有利而无弊，也绝不会有弊而无利，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历史意见。
6.不仅要重视制度的时代性，还要重视其地域性。
7.历史的特殊性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的一个项目，若不深切认识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很难孤立的抽出其政治一项来讨论其意义和效用。
泱泱中华两千年，史籍浩繁，但自太史公起，多是纪传体史书，少有专述制度的典籍，而能把历代制度放在一起作对比的史书更是少之又少。钱穆先生这本书，从制度着眼，如线穿珠，从汉、唐、宋、明、清一路讲下去，贯穿起各各人事，让人豁然开朗。
钱老阅史无数，是近代治史最后一个集大成者，这本书也是写的深入浅出，各种典章故旧信手拈来。笔者学力浅薄，只能就其中几点做些思考。
一.到底存不存在相权。
宰相，按照钱先生的说法，是中国古代政府中的实际领袖。两千年国史其实就是皇权和相权相互博弈，此消彼长的过程。从汉代一路走下来，皇权日盛，相权日衰，到明代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取消宰相一职，所以明清两代才是真正专制的时代。
天下之大，从秦代统一算起，疆域北起河套，南至两广，西起陇山，东至朝鲜半岛，有上千个县，事务繁多。始皇精力过人，尚自每天要批阅一百多斤奏章，后来人自难仿效。这么大的天下，一个人是无论如何管不过来的，必须有人分担，所以宰相必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名称，分担的分量也不一样罢了。在汉代叫宰相，一人包揽，唐代是由中书令、侍郎、尚书令三人负责，宋代由中书负责行政，三司负责财政，枢密负责军事，明代由大学士票拟，皇帝本人或者司礼监太监批红，清代政务由皇帝和军机处大臣商定。不论名头如何变化，总是要有人来分担皇帝手里的权力的，这是中国国土博大、事务繁多所天然决定的。
二.宰相到底是管家还是实际领袖。
钱先生认为，宰相是政府首脑，是国家的实际领袖。皇帝只是国家权威的象征。至于后来相权衰微，是各类因素共同导致的。但这是不对的，正常情况应该是相权对国家负责，皇权只对皇室负责。
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两千年下来相权是越来越小，皇权倒是越来越大。如果宰相是实际领袖的话，为什么却要不断受到皇室的制约。如果把宰相看作是皇帝的管家的话，这个现象就很容易解释了：主人让管家帮忙治家——遇到懒主人，管家管的就多管些;遇到勤快的主人，管家就少管些。
那么，到底宰相是实际领袖还是管家?这个应该从谁受制于谁来分析。
中国国土庞大，举国皆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家庭，居住分散，参政意识淡薄。这导致了中国不可能像希腊城邦那样选举产生领袖，也不可能定期推选出代表民意的国会，所以天然地造成了不民主。不民主就会产生个体领袖——皇帝，再由皇帝来任命宰相，从而宰相受制于皇帝。所以与其说宰相是政府实际领袖，不如说宰相是皇帝事情太多管不过来，请的一个管家而已。倘若皇帝是由宰相或者内阁任命的，那样宰相方可以说是实际的领袖。
三.历代田赋政策。
历代土地政策都极其简单，虽有便于操作、避免官吏从中上下其手的考虑，但是也过于简陋了。汉代就是按田收赋，唐代实行两税制，按人收赋，宋代也是两税制，加上地方乡绅负责制，明代用鱼鳞册，按人、按田统计收赋，清代沿用明制。即不考虑田有贫瘠肥沃，也不考虑收割播种的效率不同，更遑论山民、渔民等不以耕地为生的家庭。与精巧繁复、互相牵制的政府职权系统相比，真是简陋之极了。从这一点，也可见出皇帝们视百姓如刍狗的心态。
四.清代制度得失。
清代是皇权最集中的朝代，加上自雍正皇帝创立的秘密政治，使有清一代的政治制度最为黑暗专制。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清代的皇帝反而是历代里最为清明的。这来源于清代皇帝对皇子教育的高度重视和雍正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这个制度保证了太子不用早早确立，成为大家的靶子，同时皇子们为了竞争储位，也要各各勤勉。
就像钱老说的，制度永远要和人事配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清代没有一个好的政府职权制度，反而发展出了好的储位继承制，从而保证了每位皇帝都不至于太差劲。
五.制度的作用。
每朝都有每朝的制度，配合当朝的人事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没有完美的制度，任何制度都会有死角存在。有时候越是繁复的制度，死角反而越多，这就是老子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所以制度绝对不是越多越好，而要视当时情况而定，针对时代特点，制定出配合当时人事的制度来，才能发挥其作用。同样的，时代前进了，人事变化了，制度也应该跟着变化，因循守旧，只能是弊大于利。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钱穆先生视野宏阔，分析鞭辟入里，语言平实。这本书极薄，而内容却极厚重，值得一读再读。
精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心得体会范文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一本评古论今，具有学习和借鉴意义的书籍，下面是本站本站小编精心整理的精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心得体会。
范文，供大家学习和参阅。
中国古代的政治政治制度并非一层不变的，也绝非简简单单的封建专制所能形容。
首先封建一词更是与中国实际大不相符，中国古代社会的地主并鲜少拥有西方领土地主式的政治资本，地方最高权力机关多是中央力量的在地方的延伸，正是所谓中央集权(当然这同样表现为一个过程)。而即使是西周的分封制也与西方的封建制大不相同，西方的封建更多是中央权力不足以对地方进行控制，而自下而上产生的一种封建制，而西周的分封制则是中央为巩固政权而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种制度。
而专制也并非完全，首先是专制的主体到底是地主还是皇权，如果是说地主专制显然并不符和实际情况，事实上，古代的科举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良好的社会流动性。和古代西方社会相比，古代中国可以算是一个开放社会而非封闭社会。而皇权专制尽管在明清之际发展到顶峰，但在从秦汉到唐宋很长一段时间都有着相权的制约。
2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与文化相适应的，文化是制度合法和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在我们谈论中国人的奴性时，并不能把古代的某一阶级假想成为一群在主观层面上刻意为之的阴谋者，或者，至少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尽管中国政治文化中，没有人权的思想，但也绝非将民众简单地看做的奴才，中国古代崇尚的贤人政治，即有着良好德行的士大夫有着责任和义务兼济天下苍生，这里并不存在权利被剥夺的概念。所以，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与文化相适应的，文化是制度合法和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3、制度的激发善和惩治恶。
贤人政治的理想自然是以孔孟之道为蓝本，也有一种说辞是孔孟之道本就是地主阶级进行压迫的思想宣传工具。思想宣传工具确属于值得商榷的概念，但统治者的利用也应该是一定存在的事实，要不然孔子也不会周游列国却终不得志。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过分仰仗统治者政治德行，或者是一个不惩恶的制度，若有个好皇帝、好父母官，便是百姓之福，若碰到个坏皇帝、坏官员，便是百姓之祸。人性之恶鲜有制度性的约束。似乎又回去那个司空见惯的观念，好的制度一定是激发善而惩治恶的，至少在传统的权威失去合法性的现代是这样的。
这是一本小书，很短，比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还要短小精干许多。里面的语句有时乍一看似信手拈来，但继续看下去便知须是学力深厚才能如此举重若轻。抛开了复杂的人事，专注于制度上的变更，这本书在这个角度上让人对以前的历史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传统的历史书更多是如史记一般记录事件，制度的设置都是隐藏在纷繁的人事之后的。在这本书里，将政治制度单拎出来讲，对非治史的读者而言，是的确方便许多。
钱穆写这本书时，恰是中华文明的低潮期，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传承，许多人都生出了怀疑之心，而倾心于英美。当时不乏倾向于对历史绝对否定的人，所以在该书中，钱穆反反复复地提到了一个意思，评价古代的政治体制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绝不能以一句封建腐朽就来一棍子打死。既然当时的政治体制可以如此建立，就说明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符合当时的国家状况的。如此从这本书中，也可以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中那些起起伏伏，对自己的国家历史有更好的理解，而远不是一句封建专制能概括得完的。
看这本书，有两点感受较深。
一是，久而久之制度都会失去自我调节的能力，和现实状况脱节。这使得在朝代的后来，都无法通过自我调节来解决新的问题，由此只能来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方能让国家机器在废墟中重新开始。除开宋朝这种先天国防弱势的之外，其他朝代更多的是在土地政策或者税赋政策，亦或人事政策上出了问题，埋下了动荡的隐患，然后在战火中覆灭。读完后感觉这种僵化似乎无一例外，就算是有所谓中兴亦或变法，也多是以失败告终，更多的还是无济于事，只能迎来最后的改朝换代。
ispower”这里的power也可以解释为权力。权力是希望继承的，是希望能够可控地传承的，或是积极地扩张，但这种个人的愿望和国家的需求又是相悖的。由此裂缝产生的破坏力，又会是改朝换代时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就如明朝一般。如何处理好官僚集团，文人集团和国家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又是历代的变革核心之一。但最终走到清朝时，这种改变也走到尽头，毕竟满清是外来政权，对于政治体制的设计，考量更多的还是如何稳定自身的异族统治，此处的私心不是以往的汉人政权所有的。而对官僚系统与文人集团的关系进行平衡，几乎每个朝代都在进行着这种动作，由此看来，或许49年后的种种动荡也有这一意味。
如果有时间，一口气看上两遍三遍多好啊。现今时代虽然书籍泛滥，然而大浪淘沙，经过时间洗礼的经典果然是经得起推敲细阅，很难有书在看第一遍中段时候就想着什么时候要看多一次，其内容博大，深入浅出又梳理得透彻清晰。
书中讲到中国史里五个最重要的朝代：汉唐宋明清的政府组织、经济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兵役制度等，可由中一览中国历史之全进程。
钱穆讲历史总结如下几点精髓：
1.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干燥乏味。
2.任何一制度绝不孤立存在，各制度之间必互相配合，形成整套。
3.某一制度之创立，必有其渊源，不是凭空忽然而来，其消失也并非无端而是渐渐变质的后果。即是制度虽成文却也跟随人事而有变动。
4.某一制度的创立在其当时代必然有外在需要和内在用意，不为后人所了解，时代更替，制度不存，不可单凭异代人主观的意见和悬空的推论，判断一制度在其时代的实际需要和真确的用意。
5.任何一制度，绝不会有利而无弊，也绝不会有弊而无利，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历史意见。
6.不仅要重视制度的时代性，还要重视其地域性。
7.历史的特殊性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的一个项目，若不深切认识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很难孤立的抽出其政治一项来讨论其意义和效用。
泱泱中华两千年，史籍浩繁，但自太史公起，多是纪传体史书，少有专述制度的典籍，而能把历代制度放在一起作对比的史书更是少之又少。钱穆先生这本书，从制度着眼，如线穿珠，从汉、唐、宋、明、清一路讲下去，贯穿起各各人事，让人豁然开朗。
钱老阅史无数，是近代治史最后一个集大成者，这本书也是写的深入浅出，各种典章故旧信手拈来。笔者学力浅薄，只能就其中几点做些思考。
一.到底存不存在相权。
宰相，按照钱先生的说法，是中国古代政府中的实际领袖。两千年国史其实就是皇权和相权相互博弈，此消彼长的过程。从汉代一路走下来，皇权日盛，相权日衰，到明代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取消宰相一职，所以明清两代才是真正专制的时代。
天下之大，从秦代统一算起，疆域北起河套，南至两广，西起陇山，东至朝鲜半岛，有上千个县，事务繁多。始皇精力过人，尚自每天要批阅一百多斤奏章，后来人自难仿效。这么大的天下，一个人是无论如何管不过来的，必须有人分担，所以宰相必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名称，分担的分量也不一样罢了。在汉代叫宰相，一人包揽，唐代是由中书令、侍郎、尚书令三人负责，宋代由中书负责行政，三司负责财政，枢密负责军事，明代由大学士票拟，皇帝本人或者司礼监太监批红，清代政务由皇帝和军机处大臣商定。不论名头如何变化，总是要有人来分担皇帝手里的权力的，这是中国国土博大、事务繁多所天然决定的。
二.宰相到底是管家还是实际领袖。
钱先生认为，宰相是政府首脑，是国家的实际领袖。皇帝只是国家权威的象征。至于后来相权衰微，是各类因素共同导致的。但这是不对的，正常情况应该是相权对国家负责，皇权只对皇室负责。
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两千年下来相权是越来越小，皇权倒是越来越大。如果宰相是实际领袖的话，为什么却要不断受到皇室的制约。如果把宰相看作是皇帝的管家的话，这个现象就很容易解释了：主人让管家帮忙治家——遇到懒主人，管家管的就多管些;遇到勤快的主人，管家就少管些。
那么，到底宰相是实际领袖还是管家?这个应该从谁受制于谁来分析。
中国国土庞大，举国皆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家庭，居住分散，参政意识淡薄。这导致了中国不可能像希腊城邦那样选举产生领袖，也不可能定期推选出代表民意的国会，所以天然地造成了不民主。不民主就会产生个体领袖——皇帝，再由皇帝来任命宰相，从而宰相受制于皇帝。所以与其说宰相是政府实际领袖，不如说宰相是皇帝事情太多管不过来，请的一个管家而已。倘若皇帝是由宰相或者内阁任命的，那样宰相方可以说是实际的领袖。
三.历代田赋政策。
历代土地政策都极其简单，虽有便于操作、避免官吏从中上下其手的考虑，但是也过于简陋了。汉代就是按田收赋，唐代实行两税制，按人收赋，宋代也是两税制，加上地方乡绅负责制，明代用鱼鳞册，按人、按田统计收赋，清代沿用明制。即不考虑田有贫瘠肥沃，也不考虑收割播种的效率不同，更遑论山民、渔民等不以耕地为生的家庭。与精巧繁复、互相牵制的政府职权系统相比，真是简陋之极了。从这一点，也可见出皇帝们视百姓如刍狗的心态。
四.清代制度得失。
清代是皇权最集中的朝代，加上自雍正皇帝创立的秘密政治，使有清一代的政治制度最为黑暗专制。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清代的皇帝反而是历代里最为清明的。这来源于清代皇帝对皇子教育的高度重视和雍正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这个制度保证了太子不用早早确立，成为大家的靶子，同时皇子们为了竞争储位，也要各各勤勉。
就像钱老说的，制度永远要和人事配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清代没有一个好的政府职权制度，反而发展出了好的储位继承制，从而保证了每位皇帝都不至于太差劲。
五.制度的作用。
每朝都有每朝的制度，配合当朝的人事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没有完美的制度，任何制度都会有死角存在。有时候越是繁复的制度，死角反而越多，这就是老子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所以制度绝对不是越多越好，而要视当时情况而定，针对时代特点，制定出配合当时人事的制度来，才能发挥其作用。同样的，时代前进了，人事变化了，制度也应该跟着变化，因循守旧，只能是弊大于利。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钱穆先生视野宏阔，分析鞭辟入里，语言平实。这本书极薄，而内容却极厚重，值得一读再读。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这是一本小书，很短，比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还要短小精干许多。里面的语句有时乍一看似信手拈来，但继续看下去便知须是学力深厚才能如此举重若轻。抛开了复杂的人事，专注于制度上的变更，这本书在这个角度上让人对以前的历史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传统的历史书更多是如史记一般记录事件，制度的设置都是隐藏在纷繁的人事之后的。在这本书里，将政治制度单拎出来讲，对非治史的读者而言，是的确方便许多。
钱穆写这本书时，恰是中华文明的低潮期，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传承，许多人都生出了怀疑之心，而倾心于英美。当时不乏倾向于对历史绝对否定的人，所以在该书中，钱穆反反复复地提到了一个意思，评价古代的政治体制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绝不能以一句封建腐朽就来一棍子打死。既然当时的政治体制可以如此建立，就说明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符合当时的国家状况的。如此从这本书中，也可以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中那些起起伏伏，对自己的国家历史有更好的理解，而远不是一句封建专制能概括得完的。
看这本书，有两点感受较深。
一是，久而久之制度都会失去自我调节的能力，和现实状况脱节。这使得在朝代的后来，都无法通过自我调节来解决新的问题，由此只能来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方能让国家机器在废墟中重新开始。除开宋朝这种先天国防弱势的之外，其他朝代更多的是在土地政策或者税赋政策，亦或人事政策上出了问题，埋下了动荡的隐患，然后在战火中覆灭。读完后感觉这种僵化似乎无一例外，就算是有所谓中兴亦或变法，也多是以失败告终，更多的还是无济于事，只能迎来最后的改朝换代。
ispower”这里的power也可以解释为权力。权力是希望继承的，是希望能够可控地传承的，或是积极地扩张，但这种个人的愿望和国家的需求又是相悖的。由此裂缝产生的破坏力，又会是改朝换代时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就如明朝一般。如何处理好官僚集团，文人集团和国家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又是历代的变革核心之一。但最终走到清朝时，这种改变也走到尽头，毕竟满清是外来政权，对于政治体制的设计，考量更多的还是如何稳定自身的异族统治，此处的私心不是以往的汉人政权所有的。而对官僚系统与文人集团的关系进行平衡，几乎每个朝代都在进行着这种动作，由此看来，或许49年后的种种动荡也有这一意味。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这段时间有幸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虽说题目是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实际则以主要讲了汉代、唐代、宋朝、明朝和清朝五个朝代。这主要是因为钱穆先生的讲期只有五次，每次只限两个小时。所以钱穆先生就择这五个朝代，也因为这五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比较有代表性。书中大致以这五个朝代的政府的组织、考试和选举、赋税制度以及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来讲，并且分析了这四个方面的得与失。下面就来说说这本书中的一些特点和书中一些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观点。
由于这本书是钱穆先生的讲稿，所以本书有很多与现在普通书籍不同的特点。首先是本书的语言特点比较口语化，通俗易懂，阅读时不费力，就好像在听钱先生讲课一般。其次，本书更加“朴实”。现在的书籍普遍都是为了说明自己的一些观点，而旁征博引，会引用很多资料，并标明资料出处。这样的书虽然更加具有学术性和规范性，但却也多了一种“功利性”。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通读下来，就像是一位老先生从容地给学生讲述着过去发生的事。但是，老先生的想要教授给学生的要点却在学生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这可能就是大家的魅力吧。最后本书书名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但是，钱穆先生并不旨在书中非要说哪个朝代，哪项制度的好坏，而旨在让读者真真正正地了解这项制度，继而，得失自然就明了了。我认为此书的重点应在历代政治而不在得失。
当然，作为讲稿录成的书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如不够系统，文章的结构略显凌乱。
此外，钱穆先生在本书中在讲授知识要点时也颇为生动，往往能把难懂的知识转化为简单的例子。政治制度其实比较深奥，各个方面的关系错综复杂，不易明白。尤其是古代的政治制度，其名称也不为我们所熟悉。钱穆先生用了很多生动形象的比方，把深奥难懂的知识点转化成浅显易懂的比喻，让人一看就明白。看懂了比方，再回过去看古代的政治制度，便豁然开朗了。如讲到唐代政治中的观察使和地方官之间的关系时，钱穆先生用了现代的督学和大学校长之间的关系来打比方。若督学的地位高于校长就会降低校长的地位，不利于大学的管理。从而说明唐代政治中监察史的权利高于地方官，把地方官压抑在观察使之下，不利于地方行政。再如讲九品中正制不适用于晋代时，钱穆先生用“某药治某病，病愈即不宜再服。否则药以治病，亦以起病”比喻九品中正制只适用于魏，这个地方与中央失却联系的特殊时期，不适用与晋这个统一天下的时刻。若继续沿用这一制度就只会带来一系列的弊端。就如九品中正制在晋代被沿用下来，最终发展成为门阀制度。
细细读来，钱穆先生所提出的很多观点都让我感到很受用。首先书中所说的“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让我获益匪浅。我们该如何看待和评价历史上的制度，或是事件和人物，以前我所牢记的是要分析其两面性，现在看来仅仅这样是不够的，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看待过去的事物。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当时的制度自是为适应那个时代而创立的。譬如我们现代人一说到王位世袭制，便立即觉得这是不可取的，这种制度是腐朽的、落后的，尤其是相对于西方的民主制度而言。而现在看来王位世袭是很有必要的。西方历史上的希腊、罗马是小国寡民，他们选举领袖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以旷场上，便可以表现人民的公意。而中国在秦汉时代，疆土广阔，户口至少在几千万以上，并且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各地，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推行民选制度。同样，我们现代人也不能用现代的民主制度来批评当时的王位世袭制。
但是，这并不是说时代意见完全没有意义，而是说相对于历史意见而言，时代意见的地位便相对较低。这其实是要求我们在评价历史上出现的政策、人物或事件时，要充分地了解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正因为一个朝代的制度需要结合其时代背景来分析，所以时代背景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钱穆先生在介绍某一制度时，也尽可能地将当时的时代背景详细地描述出来，让读者进入到当时的环境中去。再去看这项制度，就会发现这些制度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在讲述宋代兵役制度时，首先介绍了宋建国后严峻的形势，分析了宋在北方面临着强大的辽，而宋的都城又在开封，易攻难守。一旦与辽开战，万一吃了败仗，就会危及国基。所以不敢轻易开战。因为在这种环境下，宋代的兵役出现了“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的奇怪的现象。
第二，从多方面看待事物。虽然本书的书名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但是书中所涉及的内容却比较广泛，并不局限于政治。钱穆先生说的“任何一项制度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否则那些制度各各分裂，绝不会存在，也不能推行”。所以书中并不仅仅讲到政治制度，还有包括军事、经济制度等。因为这些制度在同一时期必定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经济是政治得以存在的基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决定政治。军事又是政治的保证，因为军事不给力，而被推翻的朝代也不在少数。由此可见我们在分析一个朝代的某项制度时，务必要适时的结合其他方面的制度，这有利于我们做出客观的评价。在我们生活中也一样，在看待意见事情时，要联系与这件事相关的其他方面，才能将这件事情看得更透彻。比如当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切糕”，我们应当看到这不仅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混乱造成，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民族融合过程中还存在着的问题。
第三，流变的制度，只有认识到制度是在流变的，才能把握各项制度的真相。每项制度都会受到先前存在的制度的影响，也会影响后来出现的制度。而我们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白这项制度的真实影响。这在考试与选举制度中体现的较为明显，唐朝的科举制有着汉代察举制的影子，由考试和选举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考试，就形成了科举制。从这里可以看到察举制流变的过程，以及它的深远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到唐代的科举制的最终形成是由历史的积淀而来。
最后来说说，我在读本书的最后一讲时的感受。在最后一讲清代的制度时，觉得钱先生在这一讲中对清代的制度肯定极少，多半是批评。说清代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又说“总之，清代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钱穆先生一直称清朝的统治为“满族政权”，他们的一切政策都只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中国人。似乎是不承认满清是中国，还把满洲人和中国人区分开来，隐透露出一种“大汉族主义”或者说是民族主义，在现在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团结的今天，这种偏见确实不可有。
总体而言，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书中很多关于史学的观念，以及看待历史的方法值得借鉴。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前不久看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中主要讨论了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通过这些勒定成文，看似硬梆梆的制度，向我勾勒出古代的政府这一政治机器是如何运作的，通过这些政治制度，也似乎朦朦胧胧的看到古人，尤其是古代的士大夫，古代的官吏甚至古代的平民百姓们，他们过的什么样的生活。虽然写得是制度，但是因为它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人的生活，人的一举一动，而显得活泼，从而使其本身也迷人起来。
以上这些，是读完这本书后的一些感性，抽象的认识，接下来这些就是一些理性的，具体的认识，即读完这本书，我学习到了什么。
书的内容很多，我挑其中的三点来说。
第一，我了解到了人事和制度的区别。什么是人事呢，就是用人以治事，关键在于人。制度呢，就是一些法令法规等等。人事灵活而制度稳定。一个政治机器的运作是即需要人事也需要制度的`，二者要相互配合才能维持一个政府的运作。有好的人事却没有好的制度，比如东汉初年，汉光武帝把政权全都操在自己手里，三公九卿只是名位高而无实权，这样做，当你是一个好皇帝的时候自然是风调雨顺，可是如果皇帝坏了，而政权又全都集中在皇帝手中，没有了约束皇帝的制度，那么政府的运作肯定会出现问题。这就是“有事无政”有好的人事而没有好的制度带来的弊端。同样的，有好的制度而没有好的人事也会出问题。比如唐代有账籍制度，每隔几年来对各个地方的人口进行普查，通过人口数量来分配土地，收税等等，这是一个比较健全的制度。但是这种制度需要经常的调查，登记，改动，校对，这些繁琐工作做久了，人们难免偷懒马虎，这种人事的松懈使得这一制度后来也崩溃了。所以说，不仅要有好的制度，也要有好的人事，二者相互配合，这样才能维持政府的运作。
第二，我了解到了制度的特点。一、制度会随着人事的变动而变动，因为制度说到底是由人来制定的，要了解某一时代的制度先要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事。二、制度总是有利有弊，评价某一制度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时代性，要设身处地的站在那个时代进行评价才显得真实而客观，不能乱开上帝视角，以当下时代的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三、制度的出现与成熟必定伴随着某种需要，包括外在的需求和制度设立内在的用意，虽然时过境迁，我们可能不了解，但是也不能随意揣测。四、各项制度之间绝不是相互孤立的，一定是相互配合的。
第三，关于制度运用的实例我有了一些了解。比如汉代的大一统局面其实和当时的政治制度，考试制度有关。从汉代选举“孝廉”开始，中国历代的选举或者考试都是分区定额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的照人口比例来考选，因此，中央政府里，永远有全国各个地域的人民来参加，中央政府永远代表着全国。同时各个地方又都是郡县制而非世袭，郡县长官由中央指派，一般也避用本县人使得地方政府避免陷于地方性，这样大一统的局面才能维持。
书中内容丰富，先写这三点啦。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钱穆先生是史学界鼎鼎大名的大师，不过念书之时，也没读过他的几本书，印象寥寥。几日前师大一位故人在微信告诉我，近日正重读钱穆，然其满篇崇古，着实让人不忍卒读。在他的鼓动之下，我便挑了钱穆先生最薄的一本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探究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宾四先生的讲稿整理而成。全书选取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来讲，这五个朝代大体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钱穆先生从人事和制度两方面重点考察一朝一代之政治得失，制度方面则侧重政府组织、财政税收、铨选制度与国防兵制，四项都可谓是立国之本。钱穆先生在自序中便清楚地解释了他完成此书的意义，他谈到“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视中国传统政治。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政治之误解。”可见，钱穆先生并非坚定不移的崇古，而只是作为一个严谨学者为中国传统政治正名，这是他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第一要务，我以为可以概括为“破除误解”。此外，钱穆先生还说道：“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这一观点我想可以概括为“人事、制度配合论”，即人事与制度均不可偏废。
钱穆先生从汉代、唐代、宋代、明代再到清代，一条线讲下来基本上中国王朝制度的脉络就十分清晰了。一个朝代不到两万字的篇幅，从阐述政府组织中皇室与政府之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关系，以及选举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一代政治制度之特点、政治之得失立现。环视当今，恐难再有人能出其右。
掩卷而思，从秦至清两千年的传统政治，不能简单说它是专制政治，但是客观而言，除了很多宝贵经验之外，也有很多流弊。中国传统政治的进程似乎是越走越狭隘，到最后的清代部族政权将之前的优良政治传统几近耗光。用钱穆先生的话说“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他又说“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回头来看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些政令，方才明白原来每一项均有来历有出处，有出于公的制度，有不得已的苦衷，也有私心的权术。历史、大众、精英、权谋与制度这一切具有裹挟力量的因素将国家的走向推向未知。钱穆先生从严谨的历史研究中总结出中国传统政治的四大走向或者说是趋势：
一是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国家统一是政治上应该绝对争取的，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
二是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这一点可能与大家平日的想法有差距。钱穆先生说的平等并非西方普世价值中的“人生而平等”，而是指贵族、大门第的没落，中国社会自宋以下，造就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用句时髦的话来讲就是中产阶级的消亡与缺失。
三是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的知识分子，至多也只能维持三代。实质在讲中国知识分子在绵连几世的皇权面前自感卑微。结果便是皇权的日益尊贵，而经铨选制度进来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政府之权的日益卑微。
四是中国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治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这也被当代的管理学家称之为“钱穆制度陷阱”。而且钱穆还有一个可能与今天社会共识相矛盾的.观点，他认为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法治的，即制度化，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
大师的书往往不仅让人学到一些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人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从古至今都在困扰着我们，或者说是今天的解决方案也未必让人满意。所谓读史以鉴今，今天我们的政治已经走上了一条新路，传统政治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依然有其现实意义。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减轻一点人的武断。”钱穆先生说：“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为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
回顾自身，读书不多，武断不少，到如今方才正本清流，开始有些许独立思考。拉通来看，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这种毁灭重生的螺旋趋势吧，只是悟的早与晚的问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中华民族从上古时期的尧舜禹起到清朝的覆灭，前后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在这几千年中，朝代更迭，制度兴灭，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生活都与之休戚相关。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秦朝的大一统，西汉的辉煌，唐朝的盛极一时，宋朝的积贫积弱，明朝的黑暗，清朝的翻天覆地，都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把一个朝代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这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就是它的根系。伴随着中国的版图不断地扩大，如果没有较为完善、考虑周全的政治制度，这棵大树就难以茁壮成长。从历史上的朝代更迭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哪一种政治制度是普适的、完美的，因此我们要做的是从中汲取精华，吸取教训。
钱穆先生作为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学者，对于政治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他选取了汉代、唐代、宋代、明代、清代五个朝代对它们的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经济制度、赋税制度、兵役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剖析和纵向的比较，进而得出了一些有关历史发展的结论。
初读此书，我对之前不甚清楚的政治制度有了更深的了解。再读此书，我横向地看到了政治制度与整个社会的联系，纵向地看到了历史变迁的轨迹。
政府组织是政治制度的根本，从一朝的政府组织可以看出窥见当时的政治风貌。在中国古代的政府组织的更替过程中，主要存在两对此消彼长、相互制衡的力量。一对是皇权与相权，另一对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力量。中国历史上整体的趋势是皇权加强、相权衰落，中央集权加强、地方权力衰落。过去我们总把古代的政治制度用“封建集权”一言蔽之，然而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出，尽管看起来皇帝处于所有人之上，统管天下各种事务，但实际的政权却是在政府手里的。宰相代表政府，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简单来说，皇帝是国家统一的象征，而宰相则是决定政治的人。在相权极度衰落，皇权不断加强之前，古代政府是皇权与相权互相制衡的。因此如果把中国从秦汉以来的政治制度都描述为“封建统治、皇帝专制”恐怕是不合适的。在秦汉时，我们有郡县制，中央政府设有三公九卿，宰相统领行政权。到唐代，相权被分割，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职权加起来才相当于汉朝宰相的权力;到宋代，相权愈加衰落，只剩中书省在皇宫内承旨，设立了专门的选人用人机构，财政、军事权也被分割，皇帝专制也随之加强，但还并未形成完全的皇帝专制。而到了明清两代，宰相被废除，行政权落入了皇帝的手中，此时才是真正的皇帝专制。历史上有明君也有昏君，但即便是明君也难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也不会有充足的精力来独自治理好整个国家。皇权的加强是权力欲望的膨胀，是对拥有的权力的一种不安全感。从皇权的大小与社会兴衰的关系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过度的皇帝专制是朝代覆亡的一大原因。
纵然适当的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安定，但过分的专制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活力的缺失确是不可估计、难以弥补的的损失。在历史上，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张，如何管理好这一大片土地是一大难题。如果过度中央集权，地方政治将会失去活力;而如果过度放权，则会出现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不利于整个国家的稳定。由此观之，集权和放权的平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的平衡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回看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发现，在汉唐时代，重要的是解决地方的混乱问题;而在明清之后，更大的问题则是如何避免过度集权使整个国家失去活力。
土地是古代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所有制影响着国家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钱穆先生在书中说：“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这描述的是先秦时的井田制，井田制下土地名义上为国家所有，实际上被贵族占有，农民只有对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但随着私田的开垦，这种制度也不复存在。到了汉朝，则实行的是土地的私有制，国家向土地所有者进行征税。但土地私有制带来的是土地买卖兼并的情况，富人拥有大片土地，而穷者却没有赖以生存的一亩地。而唐朝则是沿袭了南北朝和隋朝的均田制度，国家将土地分给无地耕种的农民，在耕种一定年限后土地归农民所有，在死后归还国家，此时的税额仅为四十收一，极大地为贫穷百姓减轻了负担。
形容政治清明时我们常说“轻徭薄赋”，因此除了土地与税收之外，影响百姓生活水平的还有徭役。在唐代以前，兵役制度是十分普遍的，可以说是“全农皆兵”。由于军队储备是一个国家的必须，取消兵役是不可能的，但如何尽可能地为百姓减轻负担是统治者应当考虑的。汉代的政治制度在兵役上为人民考虑颇周，在家中有多年连收的余粮时才让壮丁去服兵役，免得家中无人支持;取消了秦朝大一统以来的“戍边三天”的不合理举措，采用以税代役的措施……这样的兵役制度，在体察了民情的情况下，也增强了百姓服役的积极性，这也是西汉繁盛的原因之一。反观宋朝的兵役制度，宋代的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藩镇割据的局面，而且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在饥荒之处，把灾民募为兵。募兵加重的政府的负担，而且应募的多是无赖之人，没有纪律性，而灾民身体孱弱，没有战斗力，这就是北宋对外软弱的原因了。到了南宋，军队更加松散，宋代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军事最废弛的阶段。
由几代的土地制度、兵役制度我们也不难看出为何西汉会出现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而宋朝却在各个方面都令人扼腕叹息了。纵观历代政治制度，得民心者得天下，顾得民生的统治者往往也顾得国家;置百姓于水火之中而不顾的统治者同样也无力拯救国家，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患。
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一标题中，我们就可以明白，在朝代和制度的不断更替中，没有哪一种制度是完美的，也没有哪一种制度是完全不合理的，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有功也有过，有得也有失。没有一种制度是不论古今皆可用的，政治制度在制定时一定是考虑了当时的时代情况的。政治制度是一朝风貌的根基，也是各朝兴衰变迁的源流。我们在评价一种政治制度时不仅要辩证地看待，更要结合其时代背景，而不能单纯地以现代的眼光评价过去的政治制度。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主要论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教育选举、经济赋税、国防兵役制度，从制度诞生的背景和历史的沿革演绎来分析，在历史中看历史，以其必然性、偶然性和当时的实际要求来检讨得失，读读此书也有利于把历史电视剧看得明白一点。由此我联想到了当代的中国。
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是否需要象中国目前这样，搞越来越加强的中央集权确实是个疑问，管理范围过大，层次繁冗，能否管好，能否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来统筹兼顾，始终是个问题。这方面美国做的比较好，它的每个洲拥有足够的权利来根据自身条件来确定法律、财政、经济发展政策，这样能减少行政层极，提高行政效率，更好的完善地方政治。封建政治发展中，汉代的地方政治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应该值得借鉴。当然美国和中国有所不同，目前的我们毕竟改革开放才二十年，在国民经济还不太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太高的情况，集中力量办大事或许是个较好的选择。
接着是关于政治与现实的关系。汉代君权和相权大致是并列的，而到了明代，朱元璋把相权的大部分拿到了自己的权利范围里。这些变革与制度本身特点、制度的发展以及人事都有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符合现实需要。但是朱元璋对宰相的废止实际上是为维护个人权威和独裁服务的，那么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如何让制度跟随现实而变迁，如何让制度的变迁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似乎应该作为目前的发展标竿。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上，对制度的完善和变革该如何做。八十年代，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无比伟大光荣正确，那么“实践标准论”同样适用于现在以及以后的制度变迁，只要充分把注意力放在人民群众那去，充分发挥老百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扬民主和自由而不只是说一套做一套，相信制度一定能够越来越适应现实，那样伟大光荣正确才名副其实。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第一点，在简单的文字中，虽然政权、专制纷繁复杂，但读来确是那么简单，让人能一口气消化下去，对中国的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第二点，从流水的篇章中，对古代经典文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新的理解。比如说一个人，我们知道其人其事，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但是我们只有把其人其事的所作所为放在历史的大环境里面才能有更深刻的认识。一颗种子长出漂亮的花，土壤是很重要的。这本书就是大环境，就是土壤。
建议你来读读这本书，你会略有所得，略有所思……。
作者：上海杨思医院党总支张亚州。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国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经政事堂会议决定后，再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掌人事任用。官吏须先经过考试，再由吏部分发任用。五品以上由宰相决定，但吏部可以提名；五品以下全由吏部依法任用），户部（掌民政户口），礼部（掌宗教教育），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司法），工部（掌建设）。此六部制度，自唐代至清末，推行了一千多年，不过次序时有变动。唐初为吏、礼、兵、户、刑、工；太宗时改为吏、礼、户、兵、刑、工；宋初为吏、兵、刑、户、工、礼；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改为吏、户、礼、兵、刑、工，该次序为以后所沿袭。
六部相较于汉代九卿，可说是一大进步。汉代九卿如光禄勋，相当于皇帝的门房，不脱宫廷私职的气味；唐代正名为“吏部”，名称恰当。又如掌管军事的卫尉，仍是对宫廷言；唐代称为“兵部”，职名始正。太常卿偏于皇家祭祀；唐代改为“礼部”，确定为政务官。由此可见，只论汉、唐两代官名的变化，便见中国政治史上政治意识的绝大进步，无论从体制讲，还是从观念讲，都是很大的进步。汉代九卿，只是办理皇室内廷事情的家务官；唐代的六部，显然是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不像汉代只似皇帝的侍从。
尚书省是唐代中央政府组织中最庞大的机构，其建筑亦相当宏大。总办公厅名为“都堂”，两旁为左右两厢，吏户礼三部在左，兵刑工三部在右，由左右仆射分领，每部分四司，共二十四司。尚书省各部主管，上午在都堂集体办公，遇事易于洽商；下午各归本部分别办公。如有“参知机务”或“同平章事”头衔者，可去政事堂出席最高政事会议。唐代有名巨著《唐六典》，系玄宗时依唐代现行法规而编纂，因记载六部的组织、用人、职务分配等而闻名，此书对当时政府各部门各组织的各项政权及人事分配，均有详细规定。终成中国历史上行政法规的巨典，此后宋明清各代，均重视此宝贵法典，奉为圭臬。千余年来，国家推行政务，大体以此书为典范，无多变更。此后中央政府的变动只在发布命令的中书门下，至于执行命令的尚书六部制度，则从未有大变更。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一为《唐六典》。前者为中国先秦时代人的“乌托邦”，纯系一种理想政府组织的描写。其最值得后代重视的是，政治理想的全部制度化，没有丝毫理论的痕迹，而是具体严密的客观记载。由此便可想见，中国古代的政治天才并不落于空谈玄想，而能把一切理论化成具体事实排列开来。所以，《周礼》虽不是一部历史书，不能作为先秦时代的制度史看，而大体上实是一部理论思想的书，应为讲述先秦政治思想的重要材料。至于《唐六典》，则确已是唐代实际的行政法规，为唐代政府所真实遵循。虽富理想，而已成事实。只由《周礼》演进到《唐六典》，也可认为中国政治历史上的极大进步。对于《唐六典》，不应仅当它是一部记载唐代现实制度的书，同时应当它是一部理论和思想的书，体现着唐代人政治上的种种理论和思想。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思想、对实际情况和特殊情况的考虑，一切制度决不会凭空无端产生。
唐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相较汉代有了进步，但地方政府却不如汉。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最像样的首推汉代。唐代已渐渐演进到中央集权的地步，逐渐内重而外轻。
唐代地方政府最低一级为“县”，和汉代一样。玄宗时，全国有1573个县，比汉代多出两百多。“县”以上为“州”，全国有358个，比汉郡多两倍余，刺史为“州”的行政首长。唐县依三千户、六千户分上、中、下三等；汉县仅分两级，万户以上为大县，长官为“令”，万户以下为二级县，长官为“长”。可见唐县比汉县小。唐州依二万户、十万户分上、中、下三级。这较诸汉郡，相差更远，汉郡户口在百万以上的并不少。由此可见，唐代地方长官的职权比汉代相差甚远。
其次是地方长官的掾属。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署任用，唐代的任用权集中于中央吏部。任地方官者，因其本身地位低，一心升迁，各怀五日京兆之心。政府亦只得以升迁来奖励地方官，于是把州县分为多级。不像汉代官阶上下相隔不甚远，升转也灵活。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才定黜陟（指人才进退，官吏升降）；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于位，人事变动不大，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唐代则迁调虽速，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于是，渐分清浊，极大影响行政实际效力。
说到地方行政，便须附带述及监察制度。唐代设有“御史台”，不属于三省。即监察权是脱离相权而独立的，这是与汉代相异的点。
中宗后，御史台分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中央，主要是监察尚书省六部，中书门下并不在列，谓之“分察”，右御史监察地方，谓之“分巡”。派去监察的御史，称为“监察使”“巡察使”“按察使”或“观察使”。在唐代，名义上是观察使被派到各地区巡视观察；实际上则常驻地方，成为地方更高一级的长官，把州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如是则地方行政由本来的两级变成了三级，最高一级名不正言不顺，形成了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
若监察使巡视边疆，停驻边防重地，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这即成为“节度使”。“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节度使在其地域，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拥有该地区的用人大权，形成了“藩镇”。而且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形成了军人割据。东汉末年的州牧即如此，而唐代又蹈其覆辙。安史之乱也由此产生，安史之乱后，此种割据局面更加强大。其先是想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尾大不掉，中央指派大吏到地方，在剥夺地方职权后却回过头来反抗中央，终至唐朝灭亡。这与后来清代情形相似。清代地方最高长官本为“布政使”，清代总督、巡抚，应如钦差大臣般，临时掌管军事。但结果常驻地方，权力压在布政使上面，致使中央集权地方无权。而后此辈巡抚、总督不受中央节制，于是便解体了。
唐代，其中央行政比汉代进步，而地方行政则不如汉。中央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来充任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唐室的崩溃根源即在此制度上。总之，中国是一个土广民众的国家，必须统一，实不宜过分中央集权。这在中国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