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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科学发展观的毛概论文

十八大刚刚胜利闭幕，大会修改了党章，在新党章中正式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发展是第一要义，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就是要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快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协调，就是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可持续，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在这30年里我们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在这30年里，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经济的增长速度令世人瞩目。而且我们从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了现在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到处工厂林立，工业水平也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大中型城市数量日益增多，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把经济增长速度放在第一位，只注重gdp的增长。因为当时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发展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很低，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需求，因此很少考虑到社会、环境和资源等因素。但我认为这是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必经阶段，西方发达国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对于一个经济、技术都很落后的国家而言，要做到经济和社会、环境、资源协调发展是不切实际的，只有首先把经济建设好了，才有能力推动社会的发展，更好的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加强，但是各个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观念还没有转变，因此资源大量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生态进一步恶化；城乡发展越来越不平衡，“三农”问题严重；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重；社会风气、道德变坏，精神文明建设落后。党中央及时认识到了问题，提出了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更是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这次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之一，是我党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进一步深化和创新，是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科学发展观是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客观要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难点在农村，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在城市里也有两三千万居民生活水平较低。怎样才能让城市和农村中生活困难的群众过上小康生活，充分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只是追求gdp的指标，它还应包括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善、文化生活和精神道德水平的提高，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全面发展。

但是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又是摆在我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首先必须纠正一些地方和领域中的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成果，轻人的价值；重眼前利益，轻长远福祉的偏颇。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提出科学发展观，并不意味着经济建设不重要了。因为目前我国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财富的增长，始终是发展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没有物质的快速增长，其他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社会目标就很难实现。

因此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一定要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要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有的依然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地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有的依旧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以速度为中心”，还有的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追求产值，甚至弄虚作假，贪大求洋，热衷于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因为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和中国新《劳动法》的颁布，我们制造的产品成本上升，在国内外市场上价格优势越来越小，而且现在是信息社会，是科技社会，只有拥有高技术才能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才能获得更大的利润。而且现在是绿色时代，我们的产品要讲究环保，健康。因此，一要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二是要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标，加大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力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全社会提倡绿色生产方式和文明消费，形成有利于低投入、高产出、少排污、可循环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机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全面建设节约型社会；三是以科学技术为依托。

要进一步转变经济体制。要着力推进以下几项改革：一是要深化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等改革，从体制上解决产业结构趋同、增长方式粗放、低水平扩张的问题。二是要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有序推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引导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合理配置，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三是要深化社会领域的改革，推进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体制改革，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四是要推进劳动就业和社会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为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创造条件。

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要抓紧建立对工作实绩进行考核评价的新的指标体系，不应仅仅考察gdp的增长，还要同时考核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等其他指标，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要进一步转变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坚决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注意在实践中形成新思路，在群众中寻求新办法。

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毛概论文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发展问题一直产生错误的理解，把单纯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正体现了“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就是燃烧，燃烧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产生的是gdp。[1]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发展应该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包括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包括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是由于这种错误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生作用，不仅造成了经济的畸形发展，也造成了人的畸形发展。

人类历史，其实是一部在痛苦代价的反思中，在与自然、社会的斗争中，在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原始社会，人们为了满足食物的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猎杀动物，致使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奴隶和农民，受奴隶主和封建地主的剥削，付出的很多，收获的却很少。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但工人阶级永远也摆脱不了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既注重经济的发展，同时又注重人的发展。但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们认识程度的限制，在发展过程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任何社会的发展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科学的发展理念不是对代价的盲目否定，也不是对代价的盲目肯定；不是对“零代价发展”的空想，也不是对不必要的代价付出漠不关心。社会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人们与复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斗争的结果，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在实践中逐步提升并运用于实践的结果。正如佩鲁在《新发展观》中所说“发展发生于各种活动和相反活动的过程中，发生于人类行为者彼此冲突的评价中。”[2]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告诉我们一个最普遍的道理，那就是发展总意味着代价的付出。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无限攫取和滥用，导致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另一方面，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人的发展被不同程度地忽视。现代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人文价值荡然无存”的现象。结果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造成物质富有、精神匮乏的畸形发展。

二、正确处理社会发展的代价与人的发展关系。

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条件。同时，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内在核心和价值取向，人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后，又会促进社会的发展。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完全割裂和对立起来。在社会发展付出代价的同时，人的发展也付出了代价。

资本主义生产的高速发展是以高污染的资源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工业发展阶段，大量排放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造成全球气候变暖，许多海洋生物死亡，同时给人造成呼吸系统感染等疾病，影响人类的健康发展。资本主义在其高速发展阶段产生了许多致癌物质。比如室内的装修材料，像壁纸、油漆地板等有的就含有许多有毒、有害物质，一旦室内有毒、有害物质超过一定的浓度时，人就会感到不适，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全身无力，有的甚至会导致失去记忆，引起各种疾病。据有关资料显示，全世界人口中，室内空气污染占一半左右，现已造成35.7%的呼吸系统疾病，22%的慢性肺病，15%的气管炎、支气管炎、肺癌等。[4]种种历史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人的发展为代价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社会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资本主义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国家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各种约束机制，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在全社会动员、宣传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现阶段，我国正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建设节能环保型社会，既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发展。

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创始人的一贯主张，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最终目的。马克思创始人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人的发展的价值目标。鼓励人们推翻那些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使人类得到最终彻底地解放。实践证明，只有摆脱剥削阶级社会的统治，人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无论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得到怎样的提高和改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性质没有发生改变，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历史命运不会改变，所以“以人为中心”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是一句空话。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只能是一种口号而已，是麻醉工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实现资本利润最大化的思想武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想法。他认为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是一种状态的两种表现。还对人的发展做出了科学的预测，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到那时，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人的活动已经超越了生存的需要，人们也摆脱了社会分工的限制，成为一种自由自觉地活动，成为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需要。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倡导“尊重人、理解人”的思想，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每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同时又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全面提高社会主体的素质，对人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历史的局限性和个人自身的局限性尤其是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在实践中容易造成代价的更大付出，影响社会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行为主体在做历史选择和实践时，必须站在全局的立场，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做法。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的发展必须在社会有机体整体发展中才能最终实现。正体现了“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忽视资源环境保护，经济建设是难以搞上去的，即使一时搞上去了最终也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6]，必须把经济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放在社会整体发展的大背景下，才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人在做历史选择时，还要自觉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所说“大自然虽然是极其富有而又慷慨的，但是它也是脆弱的，是精细地平衡的。自然界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如果超越这些界限，自然系统的基本完整性就受到威胁。今天，我们已经接近许多这样的界限，我们必须重视危及地球上生命生存的危险性。”[7]，这充分说明，人的历史选择不能随心所欲，要做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整理。

【参考文献】。

[1]周生贤。全面落实新时期环保工作的部署，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环境保护，2007.2：9.

[2]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2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267.

[4]石碧清，刘湘。室内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与保护对策。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6：48~51.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94.

[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84.

[7]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

试论科学发展观的毛概论文

摘要：高校作为社会人才输出的重要阵地，其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要契合时代要求，借助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良好契机，统筹兼顾，建设一个更加合理全面的教学模式，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培养思想坚定、人格健全大学生的有力工具。本文意在讨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在科学发展观下的变化与发展。

高校是职业人才的培养基地，是社会人才的输送基地，是国家未来有效、健康发展的希望所在，因此，高校思想教育建设社会各方关注。就目前情况来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局势稳定，但是针对社会多元化稳步发展的现状略有不足，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快革新速度，与时俱进，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同时，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含义，将学生作为教育教学的主体，全面建设校园精神文明建设，从经济、学习、生活各个方面都开始为思想政治建设服务，为学生建立一个相互协调又相互呼应的学习环境。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要求，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风向标。高校思想教育不能固步自封，而是要更加深入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含义，将先进的思想成果变成高校思想教育新的内容，成长学校不断进步的有效动力，同时也赋予其新的任务。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发展的有效动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向是教学过程中的重中之重，每个学校都必须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统筹兼备，与时俱进，成为最佳的育人办法。在进入新世纪后，社会生活逐渐多元化，西方的文化也随着经济的开放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对我们所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更有西方文化对我国高校部分大学生造成影响，使高校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怀疑，学生对大学的思想培养方式开始有了新的诉求。在这样的情景下，改进思政培养模式已经迫在眉睫。科学发展观也是在这个时候及时出现，提供新的动力来促进高校教育的前行。科学发展观肩负着促进思想教育体系发展的重任，而高校作为中国发展的人才基地，是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高校应该对其思想建设模式推陈出新，借助新的理论知识，不断充实思想教育的内容，同时应该努力将科学发展的重要理念付诸实践，把“以人为本”作为改革的基础，不是简单盲目地去教育学生，而是注重学生的思想发展，针对学生出现的薄弱点，用教育去加强和改造。对于教学内容方面，高校也应该有所改变，注重教学内容的持续发展，要结合社会实际情况，更好地去解释我们的理论建设成果，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思政教育。

在高校的教育中，思想教育占据了重要部分，而新的理念的出现，也将为思想教育添加新的内容和意义。那么科学发展观在高校中的应用之一，就是要让学校以学生为主体，制订动态的思想培养计划，随着学生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这种要求和改变，是与学生追求自由、平等的现实情况相一致的，同样是大学思政教育新的内涵。学校改变自己的教学策略，关注学生们的实际需求和思想情况，根据成长的需要进行思想的传播。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教育不能成为学生的负担，而要变成学生进步的基石，在思想层面上为学生们筑起进步的阶梯。要注重学生的差异性，将理论有针对性地传授给学生，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实际化和实践化，运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展开多样的教育，根据学生们的实际需求量身定制，全面增强学生的精神文明建设。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学生是学校教育的主要服务对象，这就要求学校要建设一个以学生为核心的思想培养体系。将激发学生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作为思想建设的有力手段，将思想教育与生活相融合，把学生生活变成高校思政教育的新阵地。培养学生思想的多样性，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之一。当前社会需要创新型人才，这也就要求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要活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转变观点，在建设思想的同时也要允许学生们的自主思想的存在，并且激发其创造能力和创新思想，重视其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让学生成为自己发展的主人。坚持“学校教育，育人为本”理念，高校应该整合资源，将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变成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的阵地之一，将知识和理论渗透在校园生活中，让学生在一个有着浓郁精神文明建设氛围的校园中学习生活。

(二)建立“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

人才的全面发展，其实就是教育思想的全面发展，高校践行科学发展观，除了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之外，还要将“全面发展”列入学生的培养目标，使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之中，真正地能够实现灵魂的蜕变。学校应该统筹资源，将学校的各个部门都应用到学生的思想建设中，学校的所有资源都为精神建设服务，高校可以对各种资源进行分类，统筹兼顾，主次分明，分梯次分时段分地点地宣传新时代理论知识建设的成果。高校要建立一个行进在时代前沿，引领着时代潮流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根据理论成果的新内容，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不断的丰富，让学生在教育中知识有所收获，思想有所进步，不断为学生灌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终身奋斗的理念，通过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来增强学生的爱国信念，让学生有强大的信念来抵制外来文化的诱惑和侵略。同时，高校还可以统筹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甚至是学生的自我教育，利用学生组织，在学生的各个生活角落中不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我们在不断充实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同时，也要对其教学方式进行改进，利用科学发展观的先进观点，增加教育方针的科学性，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变得更加完整，更具有说服力，是高校改革的最佳方式。

(一)充实理论基础，实现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作为社会发展的经验总结，是走在时代前沿的理论成果，是驱散思想迷雾的强力武器。当前，在社会思潮的不断波动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只有不断发展，教学理念不断创新，随时随地根据科学发展观来扩充理论知识内容，这样的高校思想教育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立足于实际，着眼于未来，才能在未来社会中保证教育的有效性。高校可以借助科学发展观的良好契机，对原先的教育方针进行改进。首先，在教育上整体把控，统筹协调，维持教学理论的完整性，清楚学生的差异特征，掌握教学思想的连续性和导向性，为学生的思想发展树立一个清晰的指向标，用科学的先进的理论来武装学生的思想发展。其次，高校要对学校的设施进行完善，加大基层网络建设，完善学生班级团支部、学院团总支、学院党支部的建设，加大基层网格建设和辅导员队伍建设，让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新的活力和张力。通过逐层渗透、层层递进的方式，让学生处于思想政治教育浓厚的氛围中去。第三，高校应该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完善教学设施，用以满足学生自学的需要，方便学生自由发展，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核心观念，从而使思想教育体系多样化、科学化，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增加教育实效，满足社会需要。

高校教育应当与时代相接轨，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这是高校的意义所在。高校建设要以教育为基础，而高校教育要将德育放在首位，所以高校要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努力提升教学实效性，符合社会的需要。在这样的要求下，高校教育应当脱离传统的灌输式的方式，利用学生的自主意愿，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通过增加师生交流，做到教学相长，让学生对思想教育从抵触变成理解，从而变成一个坚定的党的拥护者。高校教师也应该充分运用高校内资源丰富的优势，对学生的思想进行多方位的培养，从而达到与社会接轨的目标，可以通过实例展示，或者组织讨论活动，使得学生们明白自身存在的思想理论方面的不足，进而加以改进，从而在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都能表现出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极高的政治素养。还可以让学生参与富有精神建设的校园活动，学生们可以亲身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魅力，而不是简单地记忆和重复。学生们通过亲身体验，可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着更深的理解，通过他们以后的活动，可以将思政教育实践化，从而使思政教育从传统的空中楼阁变成一个真正对学生有用的学科。

(三)改革教学机制，提高宣传水平。

高校思想教育的目的是教育有道德、有素养，为中国建设奋斗终生的有志之士。为了将目的转化为现实，高校的教育工作者们必定要从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社会情况和学生的思想风貌道德动态都要有一定的了解，针对社会上出现的问题制订教育计划。这样的思想培养机制，才能在社会的风吹雨打下屹立不倒。现在的社会建设需要讲究统筹兼顾，高校的思想建设也是这样，统筹学校的实际教育情况和社会发展的切实需要，兼顾学生的思想特点，树立一个相对科学全面的教育机制，取代之前的学习、背诵、考试的教育教学方法。同时，高校还要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教学水平，定时组织教育工作者和辅导员老师进行培训，学习党的最新建设成果和理论，掌握更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加强教师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去指引学生们建立一个正确的理论方向，完善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多方面发展，为中国的青年一代筑起一个坚实的思想壁垒。综上所述，作为社会思想教育的先行者，高校内的思想培养和宣传至关重要，这关系到党的传播和发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可以依据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进行一些新的变革，比如说，创建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教育新方式，促进学生的多方面发展。高校的思想教育体系要摒除传统的上课模式，开创新的教育机制，完善教育体系改革，将校园精神文明建设和学术教育研究放在同等的地位，才能从容地应对社会中不断风涌的思想变化。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新一代的思想政治过硬的科学技术人才，为中国的全面发展更好地服务。

［2］苏冰星．科学发展观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研究［j］．科教文汇(上旬刊)，20xx(1):10－12.

科学发展观的毛概论文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每位党员领导干部提高领导素质、增强党性修养的迫切需要。在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着力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宏观发展形势下，战斗在财政监督一线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重在“四真”上下功夫，为推动财政监督事业科学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第一，学真理，坚持不懈地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重点从“为谁发展”、“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等方面系统揭示出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精神实质，是财政监督工作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实践已充分证明，对科学发展观理解得愈深刻，贯彻落实的行动就愈自觉、愈坚定。一是要勤奋学习，将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和道德境界。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各种矛盾，针对当前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的客观情况，只有不断地加强理论学习，才能坚定信念辨是非，坚定立场明方向；才能立足现实看长远，拓宽视野长才干，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领导，准确把握新时期财政监督工作的发展思路和工作重点，进而全面提高推进科学发展的领导能力。二是要勤于思考，重要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财政监督工作既要系统地总结过去，又要客观地评析现在，更要通过完善制度和创新机制科学把握未来的发展，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依法行政、科学监管的理念和方式，确保发展的模式达到目标明确、思路清晰、定位科学，发展的进程达到运行有序、措施有效、保障有力，进而全面提高推进科学发展的驾驭能力。三是要着力提升，就是要紧密结合财政监督工作实际，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检验的良性互动，不断增强对科学发展观理性认识和感性升华，进而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指导意义，全面领悟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基本要求，持续不断地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第二，练真功，坚持不懈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实践是培养领导能力、提高综合素质的第一课堂，也是将科学发展观付诸实施的基本途径。对于财政监督干部而言，就是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积极实践，大胆创新，在服务改革、促进管理中拼搏进取，在破解难题、勇闯新路中增长才干。一是要着力优化发展思路，重点是要按照部党组提出的“更新监督理念，突出监督重点，改进监督方式”的指示精神，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积极构建财政监督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在健全财政政策体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税制改革、推进依法理财等方面的保驾护航作用，全面提升财政监督功效。

二是着力优化监督理念，重点是按照部党组提出的财政监督“三个贯穿于”的发展要求，紧紧围绕财政中心工作，积极促进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紧密衔接且相互制衡的财政管理运行体系建设，在推进财政改革、构建公共财政体系的进程中，实现财政监督从制度设计和机制运行等方面，全方位融入财政管理，内化为财政管理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是着力提升综合成效，重点是按照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统筹兼顾，进一步强化财政监管，加强制度建设，优化内部管理，深化队伍建设，整体推进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工作水平和工作成效。四是着力提升自身素质，积极投身财政监督工作之中，主动承担艰巨复杂的工作任务，在实践中迎接考验，在锻炼中提升能力。不仅要坚持自我扬弃，即对实践中的经验进行总结分析，对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进行总结剖析，积极积累实践中探索出的成功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而且要充分发扬民主，虚心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充分结合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发挥集体智慧，进一步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增强团队意识与和谐氛围，在提高领导能力的同时营造团结向上的发展态势。

第三，办真事，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的基本准则。“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真心实意、脚踏实地工作，既是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觉悟和品格，也是为“官”从政的基本行为准则。科学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全面的、系统的、协调的、可持续的过程，突出强调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求真务实，整体推进。这就要求我们要把发展的第一要义，以人为本的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功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更好地贯彻和运用到财政监督工作的始终，真抓实干，讲求成效。一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发展的人文本质，突出发展的宗旨和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财政监督工作要更加重视民生财政建设，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积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重点是要通过财政监督，确保三农、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各项利民惠民财税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促进构建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二是坚持整体推进，更加注重发展的整体协调，着力抓好各种发展要素的内在联系和有效整合，确保财政监督业务工作、内部管理和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相互协调，良性互动，建立健全科学有序的长效发展机制。三是坚持突出重点，更加注重发展的多样性，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握财政监督工作的阶段性特征，认真剖析收入监管、支出监管、金融监管和会计监督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系统规划，科学部署，以点带面突破难点，点面结合整体推进，分步实施稳健发展。

第四，用真情，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爱因斯坦曾经讲过“热爱是最好的老师。”黑格尔也曾强调“要是没有热情，世界上任何伟大事业都不会成功。”热爱和热情都是真情的流露，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前提。“发展”具有可持续特性，实践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不断地分析查找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及薄弱环节，不断地采取措施予以改进和完善，从而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地向更高层次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情对待工作不仅仅需要我们进一步弘扬爱岗敬业精神，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更为重要的是要始终保持拼搏向上的工作态度和饱满旺盛的工作激情，始终清醒地认识财政监督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和特征，不为传统思路和方式方法所局限，主动适应财政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积极更新发展观念，主动拓宽发展视野，深入扎实地探索新的发展思路和模式；始终清醒地认识本单位和本人在现阶段存在的差距与不足，不为过去的成绩而自满，常怀忧患意识，常思进取之策，不断增强危机感和使命感；始终清醒地认识发展道路上面临的挑战和难题，不为既有的经验所束缚，不为将来的困难所困惑，而是要坚定信心，按照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勤于实践，善于创新，敢于突破，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在更高水准和更高层次上积极推动财政监督事业科学健康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毛概论文

科学发展观对各部门的工作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作为档案馆档案管理工作来说，实施科学发展观，就是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全面落实全面发展观、协调发展观，以及可持续发展观。档案工作的开展，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对档案管理工作进行改革与创新，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基础，推动档案管理工作的科学发展、快速发展。

在一切管理工作中，档案管理的重要性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搞好档案管理工作，可以促进其他管理工作效率的提高。档案管理工作可以保持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全面有效地做好档案管理工作，可以更科学地评价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业绩和管理水平，为其他管理工作提供信息依据。众所周知，档案记录了组织的发展史，通过档案信息可以得知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通过研读相关档案信息，可以了解组织的发展历史，以及所取得的业绩，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对于组织发展提供重要资料。也就是说，通过做好档案管理工作，为组织提供优质信息资源，可以让管理者依据信息总结经验，在实际工作中扬长避短，为今后的建设发展提供导向。并且还可以为社会、组织提供有效的公共信息，更好地为组织的决策提供重要信息支撑。档案管理工作是组织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与组织的其他工作相协调，对于组织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档案管理最基本的职能就是对过往的信息进行记录与管理，由于人们对以往信息的重视程度不够，对其重要作用缺乏足够认识，因此档案管理工作在组织当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组织整个管理工作中通过被冷落，不被关心，处于边缘化的处境。由于在组织管理工作中得不到重视，也使从事档案管理的人员产生了对自身工作缺乏重视的问题。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往往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一是对档案管理工作的忽视，工作开展得不及时，对于应该对哪些档案归档，哪些档案不需要归档，这些管理行为缺少相应制度的规范，因此便出现了组织各部门对于信息载体不能及时交接、流转，失挡、错档、误档、错档等现象时有发生；二是缺乏新理念的指引，部分管理者不注重学习，对于新介质的档案不能采取合理的管理方法，在档案管理的形式上、思想上不能跟上时代的要求，更没有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致使在管理中错误百出，甚至由于档案管理的错误影响到管理高层的决策的正确性。

3.1更新观念，创新工作模式。

档案管理工作范围是相当广泛的，需要对各行业的重要信息进行搜集与整理，这些信息对于行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今人们对档案信息需求越来越高，档案管理人员需要认识到时代发展的要求，更新观念，树立科学发展观，使档案管理从传统的封闭状态向开放状态转变。贯彻科学发展观，并将其贯穿于档案管理工作的整个过程，从而实现档案管理的规范化、程序化、有效化。在此基础上，树立现代化档案管理意识，使档案管理实现网络信息化、网络化、社会化。在档案管理中，要运用新的理念，采取新的信息技术手段，创新档案管理高效模式。当前时代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社会，只有创新才能促进管理工作的发展，提高档案管理的智能化和开放水平。此外，档案管理人员要切实强化发展意识，探索信息技术环境下档案管理的新途径、新技能、新方法，不断提高档案管理水平，进一步拓展档案发展的领域与空间。

3.2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

档案管理的重要目的就是为社会及个人提供有效信息，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有效性，为推动社会发展提供信息保障。这也说明档案管理工作是一项服务性工作，所以需要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为本是对科学发展观理论的重要体现，需要档案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密切协作，使档案管理工作为社会各部门及相关人员提供服务信息。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与途径，档案管理工作中特别要注重贯彻这一理念，把人的管理作为档案管理的出发点与立足点，最重要的是把档案管理的目标定位在满足人的需要上，以这个为核心做好档案管理工作，更好地体现出档案管理工作的人性化特点，推动档案管理事业的不断发展。

3.3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社会的到来，人们对档案信息的要求不断提高，所以档案管理人员要做到理念上创新、技术上进步，充分利用信息环境给档案管理带来的更广阔的空间，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协调与持续发展。所谓档案管理工作的协调发展，就是要求无论在管理理念与管理技术等方面都要有全面进步，而不要出现只局限于某一方面发展的不均衡。目前档案管理中出现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档案管理中实现了现代化的硬件建设，出现了现代化的管理技术，但是现代化的技术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有一些还处于沉睡状态。主要原因是档案管理部门与领导对于档案管理工作还缺乏关注，档案管理理念还处于传统状态，跟不上当前技术的发展需求与档案现代化要求。另外档案管理的观念与技术没有及时跟进，思想意识与技术离现代化的操作要求还存在差距。档案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是档案管理工作中的重点。因此档案管理工作要有科学而长远的规划，才能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稳定与持续发展。所以在对档案管理进行规划时，要根据科学的管理理论，进行档案工作的短期与长期规划，不但要有短期目标，还需要有长期目标，着眼于长期目标的实现做好工作，实现短期目标，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3.4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社会服务能力。

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有效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社会服务能力。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重视人的发展，档案管理者要掌握信息管理基础理论，树立科学的市场经济观念，提高价值观念、法制观念与大局观念，进一步拓展档案服务领域，加快档案信息市场化的进程，加速档案管理社会化步伐。二是学习新技术管理手段。通过运用各种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提高档案的检索水平，促进档案信息系统的网络连接，掌握档案信息网络化管理技能，促使档案管理系统综合能力的全面提高。三是要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服务能力，档案信息源于社会活动，又通过档案信息进行规范管理，档案管理人员必须对管理模式进行创新，进一步拓展档案服务范围，为社会提供有效的信息。四是要改变传统的服务状态，由传统的被动式服务，转变为主动式。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不断推进档案的主动式服务进程，根据社会与部门的信息需求，主动推送档案服务信息，提高服务质量。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可以有效推动档案管理工作的不断发展，要充分突出以人为本的原则，更快速地实现档案管理的学科化、现代化，推动档案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毛概论文

近年来，随着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投资和房地产行业的蓬勃发展，建筑行业的安全风险堪忧，各类安全事故不断，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虽然目前各级政府加强了建筑安全的管理力度，但仍然缺乏长效机制，管理漏洞不断，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同时，除了发挥政府部门的安全监督管理职能外，还应充分发挥勘察设计单位、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的安全管理主动性，并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把人的安全始终放在首位，多位一体建立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建筑安全风险管理体系。

1.1自然方面的风险宏观方面主要有恶劣的天气情况、恶劣的现场条件、未曾预料到的工程水文地质条件、未曾预料到的一些不利地理条件、工程项目建设可能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等。微观方面主要是指施工现场条件特别恶劣，处于陡坡、隧道、潮湿或雷雨多发区，如无相应的防护措施，极可能发生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或是施工区域持续高温、多有凶猛动物、毒蚊虫等，易使员工受到袭击或伤害。

1.2社会方面的风险主要指政治方面的各种事件和原因所带来的风险，例如战争、政策多变、动乱等因素带来的风险。这方面的风险也往往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导致一些建筑企业血本无归。

1.3经济方面的风险主要是指在经济领域中各种导致建筑企业经营遭受损失的风险。如汇率波动、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建材和人工费的涨落以及房地产市场的销售行情等等。

1.4组织与管理方面的风险主要是指由于项目有关各方关系不协调以及其他不确定性而引起的风险；或是在总体方案确定、投资决策、设计施工队伍的选择等方面，决策出现失误对工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或是管理人员管理能力不强、经验不足、合同条款不清楚导致企业损失；或是生产指挥不当、操作人员观察不够，导致机械设备损坏伤害现场人员等等。

1.5法律条文与实施方面的风险这方面，或是建筑行业法律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相关法律的内容的频繁变化导致建筑企业无所适从，或是对相关法律未能全面、正确理解，工程中可能有触犯法律带来损失的行为等等。

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那么再好再快的发展都失去了意义。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正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使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高度和谐统一。当前我国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要充分发挥每个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实现自我价值，用科学发展的行动实现将来的幸福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筑业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受制于行业特点、社会发展水平、管理乏力、工人素质、文化观念、监管不够等因素的影响，建筑业从业人员素质整体较低，建筑业安全生产形势非常严峻。根据住建部的统计，20xx年前三季度，全国共发生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384起、死亡478人，比20xx年同期事故起数增加20起、死亡人数增加25人，同比分别上升5.49%和5.52%。20xx年前三季度，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按照类型划分，高处坠落事故213起，占总数的55.47%；坍塌事故59起，占总数的15.36%；物体打击事故50起，占总数的13.02%；起重伤害事故31起，占总数的8.07%；机具伤害、触电、车辆伤害、中毒和窒息等其他事故31起，占总数的8.07%。有效解决工程建设过程的安全问题，是摆在各个建设参与主体面前的一项艰巨课题。

由此可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建筑安全风险管理非常重要。必须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总体要求，高度重视建筑安全生产工作，加大重大环节的安全检查力度，确保较好的建筑安全生产形势。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建筑安全风险管理迫在眉睫，具有极其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的征途中，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始终摆在第一位。在工程建设领域，安全事故具有不确定性，一旦发生损失非常严重，而且往往带来人员的伤亡和负面的社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改善建筑安全管理现状，将建筑安全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对于国家的繁荣发展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根据我国的现状，结合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建筑安全风险管理应该是全员参与，全过程介入，全方位控制，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消除安全风险的影响。因此，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建筑安全风险管理体系核心是以人为本，方法是全员参与、贯穿全程和全面管控。从全员参与的角度来看，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各参建单位、社会公众都参与到建筑安全风险管理当中，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从贯穿全程的角度来看，需要在设计阶段、施工阶段、使用阶段都对建筑安全风险管理常抓不懈，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从全面管控的`角度来看，需要做到事前控制、事中控制与事后控制相统一，形成对建筑安全风险的全方位防控措施，随时做好应对预案。只有建立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建筑安全风险管理体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逐渐建立长效机制，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安全风险管理之路。

总之，影响建筑安全生产的因素有很多，只有通过建立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建筑安全风险管理体系进行系统的管理，才能有效控制建筑安全事故的发生，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建筑安全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和实施是一项涉及面广、要求高、较为复杂的工作，需要各级人员积极参与，协调配合的工作。只有全方位、多角度控制建筑安全风险，形成保证生命财产安全的长效机制，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安全风险管理之路。

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毛概论文

摘要：邓小平通过空间维度的审视、时间维度的确认和主体性尺度的强调，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贯穿其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科学命题。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之际，重温这一精辟论断，并深入解析邓小平提出这一命题的多维视角，从中得到启发，对于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主体性尺度。

20世纪90年代，针对当时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于1992年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其中，他紧紧抓住发展这一时代的主旋律，强调要把发展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强调发展是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关键，是中国走向富强、文明和现代化的关键，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1]377。这一命题是对发展必然性和价值性的精辟揭示，是贯穿邓小平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科学命题，是邓小平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从空间、时间、主体性尺度等多维视角进行审视和确认得出的科学结论。

2012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第二年，也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经济保持了年均10%以上的发展速度。但与世界发达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相比，我们在很多方面仍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种形势下，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科学论断，深刻领悟其真谛，对于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空间维度的审视。

空间维度的审视，能使认识立于全局和根本。所以，邓小平首先从空间维度即全人类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发展的必然性和价值性。邓小平认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和全球化趋势使发展已不再是局部性问题，而是成为了全球性问题，因此“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1]281。

对于世界的主题，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1]126，而邓小平运用宏观战略的眼光进行分析，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105因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都是它们所面临的历史性、时代性的迫切问题，是所有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各种原因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通过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他们的共同愿望和利益所在。同样，发达国家也面临发展问题。发达国家要再发展，要有市场，商品、资本要找出路，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果“南方得不到适当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1]106。因此，发展是全人类的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和解决问题”[1]282。

同时，邓小平还以一个政治家的世界历史眼光敏锐地洞察到当代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以全球化的视野来审视发展问题。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革命，使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织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大大增强，世界各国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世界经济而发展，发展中国家如此，发达国家更是如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展、人民购买力低，发达国家的产品就没有市场；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落后、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就难以得到所需要的经营管理人才和劳动大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展、大量人口外流，同样也给发达国家造成了人口压力。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已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必须“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

二、时间维度的确认。

时间、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任何事物都离不开时间和空间，所以，对事物的认识不仅需要空间维度的审视，而且还需时间维度的确认。时间维度的确认，能使认识更加深入与久远。邓小平从时间维度即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维度对发展的必然性和价值性进行确认，认为：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生产方式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而必然灭亡，转向新的、更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应当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较成熟的地方。然而，后来的历史却这样重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发展极不平衡，西方发达国家愈益发达，社会主义革命则发生在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因此，加快发展，尽快实现现代化就成为社会主义能否坚持并在全球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主要前提，为此，就必须视发展为“硬道理”。

第一，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邓小平精辟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73其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本身就是发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需要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首要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116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应有之义。

第二，发展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所以胜利后能否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能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最关键的就是靠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建立起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古今通理。如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那么任何政权都将难以维持，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有力证明。

第三，发展决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邓小平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314否则，就连社会主义能否存在都成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经济上不去发展，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社会主义就会失去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社会主义的大厦就会失去根基。

试论科学发展观的毛概论文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需求的重要指导方针。百色市地处广西省西部，是广西西部的重点发展区域。20xx年经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了地级百色市。由于百色市的区域优势，百色市生态渔业产业发展十分迅猛。为充分发挥百色市的区域优势，继续坚持完善和发展优势产业--生态渔业，以优势产业带动弱势产业，力争促成百色特色现代化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格局。本文从百色市的渔业发展现状出发，结合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特征，对用科学发展观引领百色特色现代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的策略进行探究。

关键词：百色市；区域特征；渔业现状；产业化发展。

百色市地处广西省西部，具有十分特殊的地理位置：东与南宁市相接，西邻云南，南接越南，北交贵州。百色市是广西最大的地級市，其总面积为3.63万km2，百色市总人口398万，共辖12个县（区、市）。百色市位于亚热带地区，气候为亚热带季风气候。由于百色市特殊的地理位置，百色市拥有雨热同季、降雨充沛、夏长冬短的环境特征。丰富的水热条件直接为各种水生动植物的生长、发育、繁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百色市拥有丰富的河流资源。百色市拥有大水面800km2，其大中小河流共计149条，是广西内陆养殖水域面积最大的市。大型水库4座，百色水利枢纽、天生桥水库、澄碧河水库、龙滩水库。百色市丰富的大水面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其现代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百色市渔业现状。

渔业资源优势，据调查，百色市现共有鱼类91种，分别隶属66属17科7目。浮游植物83种，底栖动物18种，其中大多数的水生动植物为鱼类的天然饵料。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约有40种，鲤科有草鱼、鲢、鳙、鲤、鲮、鲫、鳊等；贝类有国家2级保护动物佛耳丽蚌，自治区重点保护品种背瘤丽蚌、多瘤丽蚌等；爬行类有国家1级重点保护品种，鼋（银鱼），国家2级保护品种，花鳗鲡，云南闭壳龟、三线闭壳龟（金钱龟、红边龟）、大鲵（娃娃鱼）、山瑞鳖（山瑞、沙鳖）、水獭等；丰富的水域资源为百色市渔业的快速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发展空间。当前百色市现代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道路集中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1大力发展大水面渔业生产。

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下，百色市大水面渔业生产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和突破，其主要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养殖空间增大。当前大水面渔业生产淘汰了传统的小网箱养殖，普遍改为大网箱养殖，极大地扩展了养殖空间，使得单位养殖产量得到了提升（由原来是单产160kg提升至235kg）；全面推广使用了生态网箱套养技术。生态网箱套养技术原理为在原有的大网箱中增加小网箱，内层养殖投饵品种，外层养殖鳙生态鱼；因为不同鱼类的食性不同，饵料、食物残渣、鱼类排泄物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也减轻了水体污染问题，有利于渔业生态平衡；企业牵头引导，促进移民增收。当前，百色市共有81家专业水产合作社，其全都采用了统一经营、采购、销售的三位一体管理模式，有效地降低了原水产养殖单位的养殖成本和风险。龙头企业在渔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企业在资金、技术、鱼苗等方面给予了养殖户充足的支持，带动了大批养殖户发展网箱养殖。

1.2改造低产鱼塘，优化产业结构。

对低产鱼塘进行标准化改造，提高养殖单产，带动池塘养殖向高产、优质、高效方向发展。积极推广先进龟鳖养殖、鲟鱼网箱养殖、流水养殖、娃娃鱼养殖技术等，实现了渔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政府鼓励养殖户对低产鱼塘进行了标准化改造，使之面向高产、高效、优质的方向良性发展。

1.3大力推动休闲渔业产业化发展，打造休闲渔业基地。

休闲渔业产业化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续田东十里莲塘、德保百粤山庄等6个基地先后获得了“农业部休闲渔业示范创建基地”和“广西十大休闲渔业基地”等荣誉称号。依托渔业养殖基地，以食、钓、赏、购为重点，大力发展休闲渔业，延伸产业链条。广泛开展垂钓活动，继续鼓励和引导垂钓业发展。引入商家到库区一带为休闲观赏渔业提供渔具、饲料、饵料、水族器材等配套服务，打造集旅游、休闲、娱乐、餐饮、观赏为一体的时尚文化活动，充分展现百色市的渔俗文化、渔乡风情和渔业生产方式。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追求是发展，核心内涵是“以人为本”，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将科学发展观与百色特色现代渔业产业化发展相结合，就是要求百色市建立以人为本的渔业发展观，即是要以每一个养殖单位和养殖人员为本，以帮助养殖人员增收为目标制定发展策略。全面和协调发展就是要求百色市渔业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以现代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为基础，推动其他产业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即是要在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中协调处理好各种产业需求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重视产业链条和发展环境保护，以实现生态渔业产业化可持续发展。

3用科学发展观引领百色特色现代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的策略。

以科学发展观引领百色特色现代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应当立足长远，优化渔业产业化发展布局，提高生态渔业科技含量，创新和优化生态渔业发展模式，打造百色特色现代化生态渔业产业，进而提高百色生态渔业产业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3.1构建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体系。

百色市各渔业养殖单位应当按照“统一规划、突出特色、确保质量、有序开发”的基本要求，构建其发展需求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体系。针对不同水域、地域规划相应的生态渔业发展重点区域，促使各养殖水域形成高、中、低端产业相结合的养殖格局，凸显生态渔业发展特色。

3.2打造品牌。

3.3大力发展休闲渔业。

发展休闲渔业即是对科学发展观中“全面发展观和协调发展观”的响应。百色市生态渔业应当依托于渔业养殖基地，抓住“食、钓、赏、购”的重点，大力发展休闲渔业，以休闲渔业促进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各生态渔业养殖单位单位可联合组织休闲垂钓活动，配备相应的钓饵、钓具以及各种水族器材，促进垂钓业的快速发展。生态渔业养殖单位可“因地制宜”，提供集旅游、娱乐、休闲、餐饮于一体的生态渔业服务，充分展现百色市特色渔俗文化、渔乡风情。

3.4推广生态养殖技术，促进生态渔业可持续发展。

政府和龙头企业应当发挥好带动作用，大力推广生态养殖技术，提供给养殖户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切实促进百色生态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在大水面推广应用生态养殖技术，将不投饵网箱养殖与投饵网箱养殖科学搭配，实现养殖与增殖相结合、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统一的发展格局；在各个养殖单位中深入开展技术培训、技术示范等工作，提高养殖户的养殖技术水平。

3.4.1生态农田建设。

强化生态农田建设是发展稻田生态种养的重要前提，强化生态农田建设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选择优质水田。应当选择水源充足、水质良好、灌溉方便的水田作为养殖地；增宽增厚田埂。应在春耕前开挖鱼沟的下层硬土，对田埂进行增宽、增厚和加固；挖掘鱼沟或鱼坑。在稻田田埂周围1m处挖掘“十字”或“井字”鱼沟，鱼沟深度与宽度宜为0.4m；在稻田田角或中心挖掘鱼坑为鱼提供休息场所，鱼坑深度宜为1m，面积宜为1m2；在进出水口设置栅栏，防止鱼逃跑；科学消毒与施肥。

3.4.2鱼种的放养与管理。

投放鱼苗：根据百色市特有的水产資源和环境，投放鲤鱼、鲫鱼、草鱼等鱼苗，鱼苗投放的数量需要根据稻田的大小而定。一般而言，稻田可投放200～800尾/667m2鱼苗。鱼苗投放前应做消毒处理（在3%～5%的盐水中处理5～10min）；投饵：稻田中的水草、浮游生物、昆虫等是鱼类天然的饵料。为此，养殖单位可视情况增减鱼饵，常年可用的鱼饵有嫩叶、米糠、菜叶等。调整种稻栽培技术：选择抗伏倒力强的水稻作为栽培品种，施以有机肥（少施或者不施化肥，避免对鱼产生危害），稻田防虫可使用诱虫灯，尽量避免喷洒农药。

3.4.3全面规划，加强政策引导。

政府部门应当围绕着绿色崛起发展战略，将稻田生态养殖作为重点发展产业，提供给单位资金、技术以及政策上的支持，制定稻田生态种养长期发展战略，在百色市范围内形成统一的稻田生态种养产业化体系；将稻田生态种养规划面积落实到乡镇村组或合作社，逐年、逐步加强稻田生态种养建设，努力将稻田生态种养发展成为百色市优秀的水产养殖模式。

4结语。

生态渔业是百色市的特色产业之一。百色市现代生态渔业产业化发展需要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断优化和调整渔业结构，转变发展模式，最终打造百色特色生态渔业产业。

参考文献。

[1]李健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现代渔业建设[j].中国水产，20xx（12）：6-9.

毛概论文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

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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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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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何认识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的变化，如何认识多种经济的发展对党的建设提出的要求，如何认识党在新时期的先进性等，都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解释。同时，加入wto后的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全球经济发展空间，共产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头，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以创造性的思维，发挥自己的优势去进行各个领域的创新与开拓。

其次，要按照发展的要求，提高执政水平。执政党的执政水平，直接关系到执政的地位。

第三，要按照发展的要求，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有十分注重领导方式和方法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江泽民同志强调：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同时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改革创新，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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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所以作为祖国未来的当代青年人更应当紧密地团结在以胡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青年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奋斗进取的实际行动，自觉投身到“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去，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社会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大学生在这其中显示出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大学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角色扮演。

功扮演的前提，正确定位有利于大学生清楚所处的社会地位、明确社会角色，有利于增强在社会角色扮演过程中行为的目的.性。

作为大学生应明确其基本角色是“学生”，是国家建设的后备力量，是这种“人才”的主力军。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是构建和谐校园的主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后继力量。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大学生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

作为社会知识群体的大学生，承担着祖国未来建设与发展的历史使命。大学生个体，作为一个特定社会成员的人格，总是受着这个社会的群体人格的影响。反之，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个体也会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社会精神风貌的形成。因为在我国，大学生个体所组成的群体，每年都以数百万计而加入到社会群体之中，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作为青年中特殊的社会群体，当代大学生是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是国家极为宝贵的人才智力资源。由于他们的年龄优势，并且都将掌握着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处于人生发展和创造的黄金时期，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财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能够发挥着突击队和主力军的作用，成为创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要物质基础的骨干力量。

另外，当代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既是实施者，也是创造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较高素质的建设者之一。我们就因该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好好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勇气，在建设中发展自己，在发展中建设社会。

当代大学生应在学习的过程中参与和谐社会建设实践，在实践中继续学习，培养自己所应有的和谐社会意识。通过一切可进行的途径，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建设，并在建设中发展自己。在学习中注意各种有益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活动，并积极参与其中。为此，大学生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逐步优化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

二、大学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大学生作为当今社会的一大群体，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是一个全国乃至全球性的问题。作为中国当代大学生，更有义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出一份力。

首先，我们要培养正确的思想意识，用科学的思想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应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爱国主义为重点，增强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树立民族意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同时，我们大学生要树立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理念，构筑团结互助、平等友好、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其次，大学生就业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也有很大影响，大学生充分就业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大学生自身和谐发展和充分就业，是整个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对高校毕业生而言，在他们毕业之际，能有一份让他们学有所用的满意工作，使他们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消除躁动情绪，就会为全社会的和谐创造气氛和条件，也就是说大学生充分就业会有效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另外，大学生青年志愿者自愿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与劳动保障事业，从一开始就发挥着先进文化的作用。大学生青年志愿者行动致力于帮助有困难的社会成员，努力消除贫困和落后，减少社会公害和环境污染，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促进社会协调和全面进步，致力于建立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公德，倡导团结友爱、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良好风尚，净化了社会风气。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作为一个载体，把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社会和谐，融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同时，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新活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生作为先进知识的掌握者，民族创新精神的养成有赖于大学生的拉动。从大学生群体中流溢出的科学文化精神，从大学生群体中走出的富有创造能力的人群，其自身所带有创新的活力，播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

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要想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力军，最重要的就是要努力学习。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我们才能拥有扎实的基础、广博的文化知识和实用的专业技术，从而完善和发展自我，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结束语】在社会历史的进程当中，作为社会的主力军，我们应当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共同促进祖国发展。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之中，大学生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的，只要我们肯于投入其中，就一定会在社会的发展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上起到巨大而关键的作用。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肩负历史使命，实现人生价值。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力军！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响应祖国的号召，自觉投身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当中，将自己青春灿烂的年华献给祖国，投身到为人民服务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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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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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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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浅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坚持。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立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化。但是，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历史局限性，到清代的康、雍、乾时期，虽冠以帝国之称，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加之统治者盲目乐观，其实已到历史发展的尽头，光彩夺目的“盛世繁华”背后映衬着的只是落日余晖。终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首先撕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军队不堪一击，中国自此开始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的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华民族蒙受着空前的屈辱和灾难。

面对着“亡国灭种”的严峻局面，多少仁人志士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历经千辛万苦，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民族赞歌。但无论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运动领袖，还是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亦是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戊戌维新派，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究竟路在何方?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预想。要将理论变为现实，实现伟大理想，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不断以新的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以使自己始终充满活力，不断与时俱进，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在。

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时面临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并把它改造融合为自身成分;必须适应中国实际情况，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出相应的调适;必须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不同阶段的条件、特点、任务而发展自身。同样，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全面认识，从而真正把其精髓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始就信奉马克思主义，把其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史。中国共产党94年的发展史表明：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行，但是忽视中国实际，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行。

土地革命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内盛行，他们不顾中国国情，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将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在关乎存亡的危机时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主张，从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经验不足，照搬他国模式，在此过程中我们走了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文革”结束后，中国何去何从，历史又一次将中国推到了十字路口。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深刻变化，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中国化取得全新进展，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们既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显而易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从失败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大胆地倡导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独立思考，大胆创新，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的实际，并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同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一度遭受严重挫折，也是因为党在那个特殊时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教条化、公式化，背离了中国实际，背离了时代特征。

当下，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它的建成和实现标志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新阶段，意味着我国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唯有在认真分析国情、民情，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脉搏的基础上，紧紧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唯有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以理论创新为先导，以发展的理论推动和指导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各方面的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难题。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正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色，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代课题。历史上它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新时期仍将可能经历新的艰难曲折，出现各种争论和斗争。但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挑战，我们都应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出路，民族才有希望。

参考文献：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2]郭建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3]刘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一个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指标。掌握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和原理，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近日，我在学习和研究《毛概》这门课程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经济发展带给国家和个人的巨大变化。本文将以五段式的形式，分享我的一些心得体会。

第一段，介绍《毛概》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毛概》作为一门经济学的基础课程，通过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和理解经济发展的思维框架。它不仅是我们认识和思考经济现象的基石，也是我们认识社会和历史变迁的重要工具。通过学习《毛概》，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经济发展的规律，为国家和个人的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导。

第二段，总结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规律。

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基本特点和规律。首先，经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和努力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其次，经济发展是一个综合的过程，需要各个方面的协调和配合。再次，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不断的创新和调整。最后，经济发展是一个具有特定目标的过程，需要明确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第三段，探讨经济发展对于国家的意义和影响。

经济发展对于国家的意义和影响不可忽视。首先，经济发展是国家建设的基础和保障。只有经济发展良好，国家才能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推动其他方面的发展。其次，经济发展可以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通过经济发展，国家能够积累财富，加强军事力量，提高国际地位。最后，经济发展可以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物质享受，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四段，分析经济发展对于个人的意义和影响。

经济发展对于个人的意义和影响同样重要。首先，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平台，个人可以通过不断学习和进步，实现更好的发展。其次，经济发展提高了个人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个人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物质和精神的享受。最后，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社会活动和社交机会，个人可以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第五段，总结自己的体会和感悟。

通过学习《毛概》，我深入了解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原理，明确了经济发展对于国家和个人的重要性。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将遵循《毛概》所揭示的经济发展规律，努力为国家和个人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我也会以批判的眼光面对经济发展的问题和挑战，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和改革。相信只有不断地学习和探索，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实现国家和个人的共同发展。

总之，《毛概》作为一门重要的经济学基础课程，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学习《毛概》，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原理，为国家和个人的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导。经济发展既是国家建设的基础和保障，也是个人实现自我发展的重要机遇。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为国家和个人的发展做出贡献。

经济发展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毛泽东思想被广泛应用和实践，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学习毛概，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也体会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前瞻性和指导性。本文将从经济发展的内外部条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几个方面，阐述我的心得体会。

经济发展的内外部条件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毛泽东指出，经济发展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基础。我认为，这一观点至今仍然十分重要。只有满足人民的需求，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毛泽东强调，经济发展必须在国家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进行。只有保持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才能确保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并为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这些条件在当今全球化的环境下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去维护和发展。

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毛泽东在毛概中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例如“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思路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付一切消极因素”的原则。这些政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我认识到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政府需要根据国情和国内外环境，权衡各种利益和风险，制定出能够最大程度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并将其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同时，政策的实施也需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只有形成合力，才能够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果。

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环节。毛泽东指出，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需要进行结构调整，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这一观点是十分准确的。在现代经济中，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对于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需求，适时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同时，毛泽东还强调，要坚持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并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这一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特别是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村地区发展的过程中。

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毛泽东在毛概中指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活力源泉。我深有体会，经济发展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创新精神。只有人民群众发扬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够推动经济的创新和发展。同时，我们还应当加强人的培养和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和能力，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总结起来，通过学习毛概，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经济发展需要满足人民的需求，需要在国家独立和统一的前提下进行。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进行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我们应当继续发扬毛泽东思想，贯彻落实其重要原则和思想方法，努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毛概论文

xx暑假已经到来，许多的学生放假在家。他们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可以进行体育锻炼，参加各种补习班，或外出旅游等等。假期本就是一个放松的时间，可以随性所欲。

二、问题的提出。

轻松愉快的暑假是每一个中小学生所向往的。那么，在暑假期间学生们又在做些什么呢?他们是在家复习功课，和父母出门旅游，还是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培养自己的特长等等。中小学生的暑假还存在哪些问题?学生们的暑假究竟该怎样度过?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对当地的中小学生的暑假生活进行了调查。

三、正文。

现在多数的家庭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平时父母上班，孩子上学。可到了暑假，学生常常是自己在家。没有了父母和老师的看管，这些未成年人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吗?处在这样一种无组织、无规律的生活之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是最大的隐患。

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超过6成的学生在暑假期间是独自在家，没有父母或其他大人的照看。他们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看电视，什么时候出去玩，什么时候参加课外的补习班……尽管每个学生的暑假生活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内容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网吧是多数学生打发假期时间最常去的地方，另外，暑假天气炎热，很多学生为了避暑去野浴，这都是很危险的行为。据调查，本市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学生，整天泡在网吧或是游戏厅里，给孩子们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也给家长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如家住本市湘北市场姓王的同学，今年14岁，暑假的第一天进游戏厅玩耍，另一个姓杨的同学上前找王要游戏币，王不肯，杨便操起椅子向王猛砸，尔后又用木棒打其后背，将王打得鲜血直流，晕倒在地，终因抢救不及时，流血过多而死亡。又如一姓胡的孩子暑假在家无所事事，便和几个同学去附近农村的坝里游泳，胡本来还会游几下，但由于水草缠身，一时慌张，弄不清方向，他拼命地往深水处挣扎，终因体力不济而活活淹死。其年近七十的奶奶突闻噩耗，一时支持不住，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而死亡。

如果这些学生有大人的照看，有人来管理他们的生活，这些惨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但既然已经发生，我么就要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时间的再次发生。

暑假的时间很长，很多家长并不放心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于是，家长为孩子报学习班，既希望能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又能让学生的生活有些规律，毕竟学习班里有老师看着学生，情况会好些。

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32%的中小学生在暑期中参加了课外辅导班，但喜欢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孩子数只占6%。数据显示，家长在孩子学费上的支出占所有支出的65%，学习科目主要集中在英语、计算机、数学、文艺等方面。其中，28%的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参加暑期活动来提高学习成绩，26%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提高学习兴趣。

所以在暑假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学生背着书包坐公交车到各各学习班上课。商家也看准这个时机，开设各类的补习班招揽生意。

作为“假日经济”的一种延伸，长达两个月的暑期成为不少商家获得经济效益的“黄金时期”。这对有些孩子而言，假期却十分难过，他们那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又会给他们报上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特长班，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难处。

通过对所的数据的频数分析可以看出，大一学生的课外时间最多，平均达到每天六小时，而大三学生的课外时间相对较少，平均每天两小时。如图课外时间柱状分析图。

在调查中显示大学生对课外生活自我安排的态度可以看出，50%同学都是稍微安排自己的课外生活，余下的部分，约有10%是仔细安排，而大多数都是无所谓或者不安排，由此可见大学生对自己的课外生活都是没有自主安排得，由此窥视出大学生的课外生活质量出于一个不理想的水平之上，亟待解决。

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类型以娱乐主导为主。

根据某种活动在课余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为标准，可简单地将大学生课余生活分为学习主导型、活动主导型、运动主导型、娱乐主导型等类型。在学生课余活动中选择率最高的是上网，占89%，而睡觉、玩手机、体育运动等也分别占55%、445和35%，这说明大学生课余生活类型是以娱乐主导为主。

对课余生活的利用情况。

大学生课余生活脱离了社会，不利于技能和经验的提高在大学生的课余生活中，做兼职、义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很少，体现了大学生的课余活动脱离了社会，不利于大学生在个方面能力与技能的提高，也不利于大学生为走向社会做准备。

以上的种种数据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目前当代大学生的总体课余生活的状况，对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二)对比比分析。

1、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课余生活的对比分析其中在购物和健身方面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购物这一项上女生占36%，而男生只有16%;相反，在健身一项上男生占22%，而女生则7%。通过性别之间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男女生之间的课外生活所存在的差异极大程度上是受各自性别因素上的影响。

2上网的学生多，使用时间长，上网目的不一。

从调查结果看，约40%的学生每天花2-3小时上网，占其所有课余时间50%左右，且12%的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68.6%的时间用于聊天，上校内及论坛，看影视剧。这表明，网络在大学生课余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大学生也越来越钟情于这种新兴的娱乐学习方式。但仅有12%的上网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其余大部分用于聊天，冲浪，游戏和看影视剧。可见，大学生的网络的学习价值和功能有待开发和提高。

3、上网的主要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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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文化大革命”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文革”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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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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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c].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7.

[15]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c].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0.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而《毛泽东思想概论》则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本文将结合这两个主题，探讨经济发展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并分析毛概对经济发展的启示与体会。

首先，经济发展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一个国家无法实现全面的发展和繁荣。在《毛泽东思想概论》中，毛主席曾经提出了“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新阶段”这一理论。这个理论启示我们，只有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新阶段的目标。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GDP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这充分证明了经济发展对国家社会的积极意义。

其次，经济发展是人民福祉的根本保障。毛概中有一句著名的话：“为人民服务”。在毛主席眼中，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一切经济发展的成果都应该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促进人民幸福感的提升。这一思想对我们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使人民的财富快速增长，也使人民享受到更多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例如医疗保障、教育、养老等。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也随之增加。这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所在。

再次，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在一个国家，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密不可分。只有经济发展得到保障，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毛概中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经济发展为人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通过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其次，经济发展不应该牺牲环境。毛概中曾经强调了“为人类谋利益”的重要性，告诫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环境保护，在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确保生态平衡。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近年来，中国政府重视环境保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了环境治理力度。例如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加强节能减排措施等。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毛概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也提醒我们在经济发展中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实现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人民幸福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在《毛泽东思想概论》的指导下，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发展生产力，致力于为人民谋利益，并且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环境保护，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的良性循环，让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不断提升。

毛概论文

摘要：在高校开设思想概论课程是理治理论课程教学的一项重大改革。适应这项改革，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教师应在提高认识、转换角色，学习原著、提高理论水平，改进教学方法上多下功夫。

关键词：思想课程教学改革。

按教育部关于“两课”教改的精神，我校于1999年秋季开设思想概论课程。为使其很好地与原中国革命史课程衔接，我们在教学内容及教师角色转换上做了大量工作。

课程由中国革命史改为思想概论，既有教材、教学体系的不适应，又有教师角色转换上的不适应。为克服这些不适应，只有对教育部这一改革的必要性有深刻的认识，才能自觉地、主动地实现角色的转换，由不适应到适应。

(一)开设思想概论课程是对中国革命史教学内容的根本性变革。

当代大学生通过中学阶段比较系统的历史课程学习，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有了大体的了解。原中国革命史课程虽然与中学教学侧重点不同、层次不同，但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重复，且理论系统性不强，给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带来许多不便。我们在1994年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大胆的探索，形成了“以课程改革为中心，全面实施专题化教学方案”的专题化教学新体系，增加了中国革命史教学的针对性、启发性、说服力和战斗力。此项教改曾获得原冶金部教改三等奖，受到历届学生的好评。但是，由于中国革命史教学内容框架的限制，一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与中学教学内容的重复问题，二则不能充分发挥该课程的理论功能。学生对中国革命史尤其是思想理论仍缺乏深刻的认识，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不甚了解，更不能很好地应用这些立场、观点、方法独立地解决问题，限制了“两课”教育的政治功效。思想概论课从目标、内容及结构上与中学的中国近现代史区分开来，系统地讲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和规律，以及思想的精髓，能培养学生应用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真正做到“小学讲故事，中学讲史实，大学讲理论”的思想教育模式。

自邓小平理论课程开设以来，高校理论课的教学理论体系已经发生变化，如不开设思想概论课，从理论体系上看，缺乏理论的延续性、系统性，也无法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课程的协调统一及渊源衔接关系，使学生思想政治课教学处于断线状态。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坚持邓小平理论，便是坚持了马列主义、思想。”什么是思想，如何理解十五大的报告，如何坚定不移地坚持邓小平理论，当代大学生对思想知之甚少，甚至由于阅读书籍的偏颇性，大学生中还存在着对以及思想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渊源，.只有正确地理解和掌握思想，才能很好地理解邓小平理论，坚持和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三)开设忍想概论课是素质教育的必备内容。

总书记提出，素质教育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教育，一个是科学文化教育。看待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国家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国际实力、民族凝聚力)的角度去理解。在知识经济时代，增加经济实力，国际实力需要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应用能力。增强民族凝聚力需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灵魂。以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并不缺乏这些内容的教育，但由于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滞后等原因，学生在通过小学、中学的教育之后，普遍存在着对自我思想政治教育忽视的状况，说明当代一些大学生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并没有牢固地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思想概论课代替中国革命史课正是为了弥补上述缺陷。思想的产生是等老一辈革命家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这本身就体现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学习能力、应用能力、创造能力。学生在沿着思想理论形成的学习过程中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同时思想的精髓便是贯穿思想主要内容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无疑给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武器，加上有关方法论等方面通俗易懂的阐述，必将对学生掌握理论，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有所提高，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提高辨别能力，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把握素质教育的灵魂。

思想概论和中国革命史相比，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课程，没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很难在教学中“深人浅出”。在我校从事中国革命史教学的教师中，有来自历史系毕业的教师，由于学科的限制，很难脱离历史思维的模式;在加上中国革命史教学为了避免与中学教学的重复，引发学生的兴趣，增加趣味性，在教学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偏重历史知识的阐述，忽略理论分析。此外，由于青年教师本身缺乏理论功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缺乏学习理论的动力，不乐于理论钻研，存在理论修养不足的状况。针对这些不足，我们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通读体现思想主要内容的代表作。

要求教师认真阅读《选集》、《邓小平文集》，以及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原著。讲述中国革命史课程虽然涉及思想的主要内容，但毕竟不系统，理解也比较肤浅，通过对思想代表作的阅读、钻研，熟练地掌握思想主要内容，从而把握思想理论发展的逻辑性，提高自我的理论水平。

(二)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邓小平理论的有关论述。

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要上好思想概论课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这不仅需要透彻地理解思想的主要内容，更需要从一脉相承的角度去把握思想的理论来源及思想的新发展。只有在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有关内容进行比较，才能更好地把握思想的承前启后性，才能在教学中讲透三者是一脉相承的，从而使学生真正认识到思想的现实意义。

(三)认真研究党的有关历史文件。

包括自党建立以来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尤其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在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等。

(四)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研究。

思想概论课教研室青年教师较多，由于青年教师理论水平的薄弱以及科研能力、教学能力的不足，需要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老教师历经“”、改革开放时期，由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经历丰富，理论功底较深，科研教学能力较强。只有发挥集体的力量，才能在短期内提高青年教师的理论认识，提高教学的整体水平。我们采取集体备课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对每一章的内容进行理论分析、探讨，优化教学思路，从而保证了课程的教学质量。

(一)理论联系实际，引发学生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些大学生一方面对政治理论课兴趣不浓，另一方面从内心深处渴望理论的指导。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使喜欢思考的大学生充满疑惑，渴望寻找令人信服的答案，却苦于不得方法。因而抓住学生的思想实际，了解他们思想中的难点、热点，理论联系实际，能用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困扰他们的思想问题，必将引起学生的兴趣，有了兴趣，才有学习理论的动力，有动力才能引导学生对理论的深人学习。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很多，最直接的方法是理论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在谈到教学方法时曾指出: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在这里提出要用大量的精力去了解学生，其中要了解学生需要什么，政治理论课不是行政命令，而是说服教育，更需要有的放矢，合情合理。为此，我们在教学前开展问卷调查，了解学生思想中的热点、难点，并把具有代表性的想法归纳出来，使教学具有针对性，发挥理论联系实际的功能。由于课堂内容的讲授能涉及学生关心的热点，自然就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以理论逻辑结构为经，史实为纬，精心组织教学。

理论来自于实践。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是思想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是思想得以中国化的土壤。这决定了思想概论课与中国革命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教学中，思想概论偏重理论，中国革命史偏重史实，如何处理两者关系，为了真实反映思想的实践性，我们认为应以理论内容本身的要求为主，史实为辅。如讲授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的基本原理、活的灵魂，都要以理论发展的逻辑结构为经，以若干史实为纬，既突出理论结构的逻辑性，又突出思想理论的实践性，但要注意史实材料的引用是为了服从理论的讲述而不能冲淡理论的主题。

(三)突出理论的一脉相承性，注重与邓小平理论课的街接。

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对思想的继承、发展，思想、邓小平理论同源于马列主义。这是“两课”体系设置的一条主线，也是思想概论课应该突出的内容口.如何突出，必须在有关章节中阐明它的一脉相承，如讲统一战线，既要讲马列主义的有关论述，又要讲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如何发展这一理论。为此，我们在备课中特别注意马列主义的有关论述以及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相同点、不同点，尤其是邓小平理论对思想的新发展。这样做一则体现两个理论体系的一脉相承，二则为邓小平理论课的开设打好基础。

(四)认真组织学生学原著，精心组织课堂讨论。

曾经说过，大学的教学要师生一起研究，一起商量，主张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课堂讨论是学生参与教学的极好方式。要让学生对讨论的主题感兴趣，一定要通过调查把握学生的思想状况，提出有针对性的命题，或者由学生自主选题。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选编一部分思想的代表著作让学生自学，并要求学生结合讨论的主题写小论文，作为平时的成绩进行考核。讨论课要求学生脱稿上台发言，凡上台发言的学生都以一次成绩优秀进人平时考核。这种作法既不增加大学生的工作量又不占用学生过多的学习时间。学生在阅读思想原著的同时，对思想有了更感性的认识，通过与伟人的直接对话，能更好地把握思想的内涵，加深对思想的认识。要求学生脱稿发言，对大一的学生确实是一次考验，既锻炼了学生的勇气，又体现学生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对学生成绩的评定提供较为客观的依据。讨论课的成功与教师的精心组织分不开，教师要积极引导，及时解答，对不能解答的如实承认，这种实事求是的教学作风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经过一轮的思想概论课程的教学，由于我们主观上重视中国革命史向思想概论课程的转换，精心准备，群策群力，从总体上看，教学效果是好的，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思想认识等方面都有所提高。正如学生所说:“没有实事求是，没有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没有思想的指导，就不会有新中国，也不会有邓小平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完了思想概论，我的思想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不仅为更好地学习邓小平理论打好了基础，还将势必影响到我的一全。”

毛概论文

摘要：本文概述了和分析了毛泽东思想对世界的国际影响，高度赞扬了毛泽东思想的世界价值。

关键词：世界影响。

1概要。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概括，从而形成了一个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2对世界的影响。

国外对于的研究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至今为止仍在升温。苏联是最早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之一。早在1950年12月苏共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就先于中国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实践论》;50年代美国学者本杰明·施瓦兹出版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可谓是西方研究的开山之作。

2.1毛泽东外交思想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影响。

在毛泽东国际战略中，“三个世界”理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毛泽东晚年在国际战略层面上对世界的研究，其精华部分主要包括在这一理论中。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依据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发展而得出的结论。他希望以第三世界为主体，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可以这样说，毛泽东“三个世界”的战略观点反映了毛泽东对世界新结构的认识和力图建立对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思想。

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悲观主义大肆横行。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毛泽东力排众议，于1946年4月写下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他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美、英、法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说明，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只有经过世界人民的不懈斗争，才能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正确地得出了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将压倒战争力量的重要结论。大胆预测出，对峙的美苏迟早会达成某种妥协，从而避免爆发战争。

2.2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世界人民解放战争的影响。

军事领域，是毛泽东一生最辉煌、最精彩的一个活动领域，是中最具魅力的组成部分，对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2.1对尼泊尔的影响。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殖民地国家反对外来侵略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仅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巨大，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英、美、法、日。

2.2.2对英国的影响。

英国巴特曼说：“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但研究游击战运动问题，事实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很多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西方国家的军事理论所吸收。如：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重视人的因素，注重群众战线，研究游击战，强调群众纪律等有关内容，都被吸收到美国作战条例当中去了。当然他们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决定了他们对这些原则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逐渐被各国所接受，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世界军事学术还将进一步产生重大影响。

2.2.3对美国的影响。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雷霆万钧式的胜利大进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震撼了世界，当然也震撼了美国朝野上下。1961年，肯尼迪下令美国陆军要研究毛泽东游击战争的理论，据说美国的西点军校还专门开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课。1989年上海一家报纸介绍，美国海军陆战队，至今还要求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必读书。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他的《毛泽东的战略》一书中，公正而客观地说：“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弄得苦恼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的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2.2.4对日本的影响。

60年代至70年代，在国外研究领域，日本仅次于美国。日本学者新岛淳良作为对研究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编写了许多关于的论著。他认为作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是在战场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日本共产党也创办了很多宣传的进步报刊，呼吁广大日本人民要深深体会到“只有，才能救日本。”在指引下，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深入发展。群众高举毛主席画像，高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向日本官僚主义展开进攻。

3结语。

不仅谱写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同时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史有着深远影响。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更是唤起世界受压迫民族和人民反抗精神的缔造者，同时还是推进世界哲学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缔造者。不仅是推动中国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力量，更是影响世界的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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